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呈现出少见的混乱。非常明显，那时的人们像我们现在一样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人应当如何活着？共
和制是否比君主制优越？追求快乐与恪守职责，到底哪个才是正当行为？二者能否兼顾？禁欲可是对的？耽于享乐是否正确？
对掌握真理的专业精英言听计从是否恰当？个人是否有权利决定自己该做的事情？多数人的意见是否就该成为政治生活的正确
答案？善是否就是某种凭直觉能够感受到的某种外在特质，就像明摆在那里的某种东西，是永恒的、客观的，在任何地方任何
情况下被所有人承认的东西，还是说善不过是特别的人在特别的情形下碰巧喜欢的某种东西或选择的偏好？一如现在，这些问
题在当时令人困惑。很自然地，人们转向牛顿寻求答案。牛顿已经发现既有的物理学同样令人困惑，充满大量纵横交错的假设
，古典主义、经院主义的错误。凭借寥寥数个大手笔，他设法清理了物理学领域的混乱，使其相对井然有序起来。从寥寥数个
清晰的物理-数学假设，他推导出宇宙中每一颗粒子的位置和运动速度。如果他无法推导出来，他也能够提供推导的工具，让
人们自己应用这些工具推导出来。从理论上来讲，任何有知识的人都能使用这些工具。当然，如果物理学领域里的秩序因此得
以建立，那么，我们也可将同样的方法用于伦理学、政治学、美学领域以及其他混乱的人类观念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人们各
自以那些排他性原则的名义互相争斗、互相杀戮、互相毁灭、互相诋毁），成果同样辉煌持久。看起来这是一种相当合理的希
冀，这也是一个很崇高的人类理想。至少可以肯定，这是启蒙运动的理想。启蒙运动肯定不是（尽管现在还有人这么认为）一
个大体上齐一的运动，所有的参加者信仰相近。比如他们关于人性的看法就大相径庭。丰特奈尔和圣埃夫勒蒙、伏尔泰和拉梅
特利认为人类猜疑、嫉妒、邪恶、腐败、软弱、不可救药，因此他们需要最苛刻、一切可能的戒律来避免坠入绝境；他们需要
严格的纪律以便应付生活的磨难。另一些人不像他们这样悲观。他们认为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像陶土一样可塑的物质，任何
一个有力的教育者、开明的立法者都能够把它捏成合度合理的形状。当然了，还有一些人，比如卢梭，他认为人生来并非是不
确定的或是恶的，人生来本是善的，只是被自己创造的制度毁坏了。如果这些制度得到全面彻底的改变或改进，人们善良的天
性就会爆发出来，爱就会重新统治世界。再如，一些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仍然相信灵魂不朽。有些人则认为关于灵魂的说法是空
洞的迷信，世上根本没有这样的实体。有些人相信精英，相信智者管理国家的必然性，认为乌合之众永远学不会管理国家，人
与人之间永远存在着天赋的差异，人们必须学会服从那些智识之士，那些专业精英，听从专业人士的训练或指导。就像在航海
、经济这些需要技术的领域里，人们非此不可，否则，地球上的生命仍停留在丛林状态。有些人则认为在道德和政治事务方面
，每个人都是行家。虽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优秀的数学家，但可能所有人通过审视自己的内心而知善恶有别，正误有分。如果他
们当时不知道，那只是因为他们过去一直被骗子和傻瓜，被自私自利的统治者、邪恶的士兵、腐败的教士和其他人类的敌人所
误导。如果把这些人驱除和清算干净，那么每个人都能发现清楚正确的答案，并用永恒的文字印刻在自己的心里，一如卢梭曾
经宣扬的那样。还有很多其他的分歧，这里我无须一一谈及。不过，这些思想家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美德最终在于知识；只
有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知道从哪里获得所需和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最佳手段达到目的，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有
德行的、公正的、自由的和满意的生活；所有的美德是互相兼容的。问“人是否应该追求公平？”答案是“是的”；问“人是
否应该寻求宽恕？”答案也是“是的”。那么，这两个答案绝不可能互相抵触。平等、自由、博爱之间肯定可以互相兼容，公
平和宽恕之间也可以互相兼容。如果有人说真理会给人带来痛苦，那么肯定有办法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有人论证说绝
对自由与绝对平等是不可能兼容的，那么一定是论证出了岔子，诸如此类的话。这就是他们那些人秉持的观点。最重要的是，
他们认为这些普世的命题得之于自然科学家所提供的可靠方法，那些科学家就是借此确立了十八世纪的辉煌胜利，亦即自然科
学的辉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