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启蒙运动需要我们定义一番。现有三个命题，或许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结为撑起整个西方传统的三个支
柱，它们的确曾是西方传统的支柱。这些命题并不仅限于启蒙运动，尽管启蒙运动提供了三个命题的特殊文本，把它们转换成
一种特殊的形式。三个命题大致如下：首先，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如果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它必定不是一个真问题。
我们可能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总有人知道。或许我们自己太无能、太愚蠢、太无知而无法发现答案。若是那样，总有一些比
我们聪明的人——比如专家、精英之类——也许能够找到答案。也许我们是有罪之人，因此无法掌握真理。若是那样，我们此
生不会，但在来世可能掌握真理。也许在人类堕落与大洪水之前的黄金年代，在我们变得无能和有罪之前，真理是能够被掌握
的。也许黄金年代不在往昔，而在未来，我们到时总会发现真理。不在现世，必在来世；不在当下，便在将来。区别如此而已
。但根本说来，答案肯定会有人知晓，如果不是凡人，至少会是由某个全知全能的存在，由上帝所知晓。如果答案根本不可知
，如果答案以某种方式隐而不露，那么这个问题就有问题了。这个命题是基督徒和经院哲学家、启蒙运动和二十世纪实证主义
的共同命题。事实上，它正是西方主要传统的骨干，也是浪漫主义萌蘖之处。第二个命题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有些人
可以通过学习和传授得到的方法获知这些答案；世上存在一些可供学习和传授的技巧，人们借此寻求答案——关于世界由何物
组成，我们在其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是什么关系，真正的价值何在，以及其他所有严肃的、可回答的问
题的答案。第三个命题是，所有答案必须是相互兼容的。如果答案不能相互兼容，混乱就会发生。明确地说，一个问题的正确
答案不会与另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相冲突；逻辑上，正确的观点之间是不会相互矛盾的。如果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能以命题的形
式陈述出来，如果所有真命题原则上都可以被发现，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有一个关于理想世界的描述——一个乌托邦，如果你想
这样称呼它的话，一个可以被所有严肃问题的正确答案描述出来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虽然我们可能无法企及，但至少是一
种理想，我们借以比照当下种种不完美之处的理想。这些正是理性主义的西方传统的一般假设，不管这传统是基督教的还是异
教的，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启蒙运动对这一传统做了一些特别的改动，也就是说答案不是通过那些延续至今的传统方法
获得的。这一点我无须赘述，因为大家都很了解。答案无法通过神意启示获得，因为不同的人所获得的启示似乎是相互矛盾的
；答案无法通过传统获得，因为已经证明很多时候传统会误导我们，是错误的；答案无法通过教条获得；答案无法通过某类特
权人士的自我校验获得，因为已有太多的骗子混迹其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唯有一种方法可以发现答案，那便是正确运
用理性，像数理科学运用演绎那样，像自然科学运用归纳那样。这是获得基本答案——严肃问题的正确答案的唯一方法。既然
这些答案已经在物理和化学领域结出硕果，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们应用于政治、伦理、美学这些更加复杂的领域。我想强调的
是，这种观念的一般模式是：生活，或自然，“就是一个智力拼图游戏。我们躺在拼图的散件碎片间，总有办法把它们拼凑起
来。智者，无所不知者，上帝也好，人间博识之人也好——随你怎么想象都行一从理论上来讲都有能力将各种碎片拼成一个完
整的图案。凡是能够这样做的人都将了解世界的真相：事物是什么样子，它们过去如何，它们未来又怎样，支配它们的规律是
什么，人是什么，人和事物之间关系如何；进而他们将了解，人需要什么，人的欲望是什么，他如何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所
有问题，不管是真实本性的问题还是我们称为规范本性的问题——诸如“我该做什么”或“我必须做什么”或“我做什么才是
适当的、合宜的”这些问题，对有能力拼图的人来说，都是可以回答的。这就像在搜寻埋在什么地方的宝藏。唯一的困难是如
何找到通向宝藏的路径。说到这点，当然了，理论家们就开始众说纷纭了。不过在十八世纪，他们还是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
即牛顿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可以很可靠地同样用于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