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
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
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
一个有一个方块。这种方块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
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
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
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
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
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
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
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
（十几个贴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到显得胡
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
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明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
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
“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
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
，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
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
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
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
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
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痒、王垿等祭酒的老人，他说
：“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是北京
人大白菜文化确实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
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
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
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这样一段对话：“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
了。我这眼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儿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
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
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声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
“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居民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
，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圆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
、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眼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克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
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回。
再见吧，胡同。
昆明的雨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
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
挂尚能存货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
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
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
了饱和的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
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
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
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佳佳饭馆卖炒牛
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
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味道鲜浓，无可方比
。鸡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
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他跳了下去把鸡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
在说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
这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论七八槽！
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
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滴溜儿第三辑旅途杂记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
。这种菌子只有做菜是配色用，没甚味道。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板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
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
那样大，颜色是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这个名字起的真好，真是像一球烧的炽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
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这种话叫做缅桂花，可能最初
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
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桂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
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
寡妇）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
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雨，有时是会引起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
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
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
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
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
，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地。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
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
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国子监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
不多。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
同和、陆润痒、王垿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这个地方原先是什么样子，没法知道了（也许是一片荒郊）。立为国子监，是在元代迁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一二
八八年），距今约已七百年。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给这段时间作证的，有两棵老树：一棵槐树，一棵柏树。一在彝伦堂前，一在大成殿阶下。据
说，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柏树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看样子还能
再活个几百年。那棵槐树，约有北方常用二号洗衣绿盆粗细，稀稀疏疏地披着几根细瘦的枝条，干枯僵直，全无一点生气
，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很难断定它是否还活着。传说它早就已经死过一次，死了几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这是
乾隆年间的事，这年正赶上是慈禧太后的六十”万寿“，嗬，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赋诗作记，还给老槐树画了像，
今都刻在石头上，着实热闹了一通。这些石碑，至今犹在。
国子监是学校，除了一些大树和石碑之外，主要的是一些作为大学校舍的建筑。这些建筑的规模大概是明朝的永乐所创建的
（大体依据洪武帝在南京所创立的国子监，而规模似不如原来之大），清朝又改建或修改过。其中修建最多的，是那位站在
大清帝国极盛的峰顶，喜武功亦好文事的乾隆。
一进国子监大大门——集贤门，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里是一座十分庞大华丽的建筑。这就是辟雍。这是国子监最中
心、最突出的一个建筑。这就是乾隆所创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学也。天子之学，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从汉朝以来就众说
纷纭，谁也闹不清楚。照现在看起来，是在平地上开出一个正圆的池子，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上面盖起一座十分宏大
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两层廊柱，盖黄色琉璃瓦，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梁柱檐饰，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来像
一顶大花轿子似的。辟雍殿四面开门，可以洞启。池上围以白石栏杆，四面有石桥通达。这样的格局是与许多讲究的，这里
不必说它。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了（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气
魄果然要大写，认为“北京为天下都会，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与稽而今与居也”（《御制国学新建
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没有水，那有什么关系！下令打了四口井，从井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i注入，通过四个龙头（螭
首），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着潋滟的波光了。二、八月里，祀孔释奠之后，乾隆来了。前面钟
楼里撞钟，鼓楼里擂鼓，殿前四个大香炉里烧着檀香，他走入讲台，坐上宝座，奖《大学》或《孝经》一章，叫王公大臣和
国子监的学生跪在石池的桥边听着，这个盛典，叫做“临雍”。
这“临雍”的盛典，道光、嘉庆年间，似乎还举行过，到了光绪，据我那朋友老董说，就根本没有这档子事了。大殿里一年
难得打扫两回，月牙河（老董管辟雍四边的池子叫做四个“月牙河”）里整年是干的，只有在夏天大雨之后，各处的雨水一
齐奔到这里面来。这水是死水，那光景是不难想象的。
然而辟雍殿确实是个美丽的、独特的建筑。北京有名的建筑，除了天安门、天坛祈年殿那个蓝色的圆顶、九梁十八柱的故宫
角楼，应该数到这顶四方的大花轿。
辟雍之后，正面一间大厅，是彝伦堂，是校长——祭酒和教务长——司业办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厅六堂”，敬一亭，东
厢西厢。四厅是教职员办公室。六堂本来应该是教室，但清朝另于国子监斜对门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学生住宿进修之所，叫做
“南学”（北方戏文动辄说“到南学去攻书”，指的即是这个地方），六堂作为考场时似更多些。学生的月考、季考在此举
行，每科的乡会试也要先在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贡院下场。
六堂之中原来排列着一套世界上最重的书，这书一页有三四尺宽，七八尺长，一尺许厚，重不知几千斤。这是一套石刻的十
三经，是一个老书生蒋衡一首写出来的。据老董说，这是他默出来的！他把这套书献给皇帝，皇帝接受了。刻在国子监中，
作为重要的装点。这皇帝，就是高宗皇帝乾隆笔下。
国子监碑甚多，数量最多的，便是蒋衡所写的经。著名的，旧称有赵松雪临写的“黄庭”“乐毅”“兰亭定武本”；颜鲁公
“争座位”，这几块碑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我这回未暇查考。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最值得一看的是明太祖讯使太学生
的一同敕谕：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宗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
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祀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宗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著他呵，好生坏
事。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
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
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两个大银。将那个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
地面。钦此！这里面有一个血淋淋的故事：明太祖为了要“人才”，对于办学校非常热心。他的办学的政策只有一个字：严
。他所委任的第一任国子监祭酒宗讷，就秉承他的意旨，订出许多规条。待学生非常的残酷，学生曾有饿死吊死的。学生受
不了这样的迫害和饥饿，曾经闹过两次学潮。第二次学潮起事的是学生赵麟，出了一张壁报（没头帖子）。太祖闻之，龙颜
大怒，把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照明太祖的语言，是“枭令”）。隔了十年，他还忘
不了这件事，有一天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碑上所刻，就是训话的原文。
这些本来是发生在南京国子监的事，怎么北京的国子监也有这么一块碑呢？想必是永乐皇帝觉得他老大人的这通话训得十分
精彩。是的，这值得一看。他的这篇白话训词比历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有力得多。
这块碑在国子监门外侧右手，很容易找到。碑分上下两截。下截是对工役膳夫的规矩，那更不得了：“打五十竹篦”！“处
斩”！“割了脚筋”……历代皇帝虽然都似乎颇为重视国子监，不断地订立了许多学规，但不知道为什么，国子监的人才并
不是那样多。
《戴斗夜谈》一书中说，北京人已把国子监打入“十可笑”之列：京师相传有十可笑：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
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督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
国子监的课业历来似颇为稀松。学生主要的功课是读书、写字、作文。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肄业、待遇情况各时期都有变
革。到清朝末年，据老董说，是每隔六日作一次文，每一年转堂（升级）一次，六年毕业，学生每月领助学金（膏火）八两
。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发作为县级干部，或为县长（知县）、副县长（县丞），或为教育科长（训导）。另外还有一种特
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清朝有一个时期光禄寺的面袋都是国子监学生的仿纸做的）。从明朝起就有调国子监善书学
生去抄录《实录》的例。明朝的一部大丛书《永乐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底稿，那里面的端正严谨
（也毫无个性》的馆阁体楷书，有些就是出自国子监高材生的手笔。这种工作，叫做“在誉桌上行走”。
国子监监生的身份不十分为人所看重。从明朝泰帝开生员纳粟纳马入监之例以后，国子监的门槛就低了。尔后捐监之风大开
，监生就更不值钱了。
国子监是个清高的学府，国子监祭酒是个清贵的官员——京官中，四品而掌印的，只有这么一个。作祭酒的，生活是在颇
为清闲，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当差的在门口喝一声短道，沏上一碗盖碗茶，他到彝伦堂上坐了一阵，给学生
出题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带着学生上大成殿磕头，此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清朝时他们海域两桩特殊任务：一是每
年十月初一，率领属官到午门去领来年的黄历；一是遇到日蚀、月蚀，穿了素服到礼部和太常寺去“救护”，但领黄历一
年只一次，日蚀、月蚀，更是难得碰到的事。戴璐《藤阴杂记》说此官“清简恬静”，这几个字是下的很恰当的。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对这个差事不大发生兴趣。朝廷似乎也知道这种心理，所以，除了特殊例外，祭酒不上三年就会迁
调。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差事没有油水。
查清朝的旧例，祭酒每月的俸禄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外加办公费每月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加在一起，实
在不算多。国子监一没人打官司告状，二没有盐税河工可以承揽，没有什么外快。但是毕竟能够养住上上下下的堂官皂役的
，赖有相当稳定的银子，这就是每年捐监的手续费。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
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数，有一个字算一个字
，平均每年约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
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的规定
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十两，那么一年约可收入五千银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很多。其余司
业一下各有差。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说，国子监还有许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厅的刷印匠，管给学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红格本子，这事包
给了他，每月例领十三两银子。他父亲在时还会这宗手艺，到他时则根本没有学过，只是到大栅栏口买一刀毛边纸，拿到琉
璃厂找铺子去印，成本共花三两，剩下十两，是他的。所以，老董说，那年头，手里的钱花不清——烩鸭条才一吊四百钱
一卖！至于那几位“堂皂”，就更不得了了！单是每科给应考的举子包“抢手”（这事值得专写一文），就是一笔大财。那
时候，当差的都兴喝黄酒，街头巷尾都是黄酒馆，跟茶馆似的，就是专为挡拆的预备着的。所以，像国子监的差事也都是世
袭。这是一宗产业，可以卖，也可以顶出去！
老董的记性极好，我的复述倘无错误，这实在是一宗未见载录的珍贵史料。我所以不惮其烦地缕写出来，用意是在告诉比我
更年轻的人，封建时代的经济、财政、人事制度，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东西！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
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
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
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