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星期一
空难前一天
在中央大街扫盲中心外遇见丹妮尔时，我已经迟到了十五分钟。
尽管我知道她可能已经给罗里发过三次短信了，可我还是警告她，“一个字儿也别说。”
她跟着我穿过几扇门，来到他们用来举办图书讲座和写作研讨会的公共区域。
这个时候，教室里很忙，挤满了学生和导师。
我可以想象，如果罗里从这里经过，那将是多么不同的一种感觉。他进来时，那股兴奋的浪潮就会开始在前方蔓延，然后
向后扩散。但没人多看我一眼。没有罗里，我只是另一张脸而已，来去匆匆，毫不起眼。这很快会成为我的优势。我穿过连廊
，上到二楼，那里是中央大街的行政办公室，我走进一个小会议室，大家都已经到齐了。“很高兴见到你，库克夫人。”主任
友好地一笑。“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安妮塔。我们可以开始了吗？”我坐在我的位置上，丹妮尔坐在我正后面。会议首先讨论
了八个月后的年度筹款活动。对于一件在我失踪很久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我几乎无法装出太多热情。我自娱自乐，想象着下
次会议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或许会窃窃私语，讨论我是如何离开罗里的，我到底是如何装作一切如常、在整个会议中都面带微
笑又随即消失的。她去哪儿了？一个人不会就这样走出自己的生活，消失了。为什么没人能找到她？他们谁会第一个提起玛吉
·莫雷蒂？又是谁会第一个悄悄问那个每个人都会好奇、哪怕只是一瞬间想到的问题：你认为她是真的离开了他，还是……她
出了什么事？我们第三次约会时，罗里就告诉我玛吉·莫雷蒂的事了。“每个人都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他背靠在椅子上，交
叉着双腿，“从头到尾都是个悲剧，而且，我仍然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走出来。”他拿起酒杯，晃了晃，然后抿了一小口。“
我们一直吵个不停，后来玛吉希望我们出去过个安静的周末，这样就可以在没有城市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真正的交流。但是那里
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老样子，吵啊吵，只不过换了个新地方。”他的声音逐渐变小了，餐厅里的声音也渐渐远去。他说话
的方式——声音里的情感——是那么朴实和真诚。当时我没想到他可能是在说谎。“最后，我受够了，便离开了。我跳上车，
开回了曼哈顿。几个小时后，州北部的邻居拨打911报警说房子着火了。他们发现她瘫倒在楼梯脚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联系我。当时没有报道，但验尸官在她肺里发现了烟尘，也就是说火灾发生时她还活着。我永远也不会
原谅自己，要是我不离开该多好啊！我本可以救她的。”“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你也牵涉其中？”他耸了耸肩。“因为那会变成
一个更加起伏劲爆的故事。我明白个中缘由，不过我从不会对媒体怀恨在心，尽管我父亲永远不会原谅《纽约时报》。还好我
母亲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切，也就不用担心这会影响她的得票数了。”他的痛苦令我吃惊，但他很快就掩饰过去了。“真正的耻
辱是这件事影响了大家对玛吉的印象。因为我，全世界都知道了她的名字，但这并不合理，对她也不公平。人们知道她，并不
因为她是什么人，而是因为她是怎么死的。”他透过我们旁边的窗子看向外面，陷入悔恨之中。窗外的纽约街道在细雨中闪闪
发光，灯光在黑暗中像珠宝一样闪耀。他收回眼神，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我并不因为警察对我的种种怀疑和猜测而怨恨
他们——那是他们的工作。我知道他们做了他们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我很幸运正义还是占了上风，因为正义有时会缺席。但这
次经历还是让我震撼。”男侍者走了过来，显然是在等待谈话中断，他把黑色账单夹放在罗里面前。罗里笑了笑，那笑容温暖
而迷人，令我一见倾心。我想让他也对我产生他曾经对玛吉·莫雷蒂有过的感情，这比什么都重要。“库克夫人，您愿意今年
再主持一次无声拍卖会吗？”安妮塔·雷诺兹是中央大街扫盲活动的负责人，她从长桌的那头看着我。“当然没问题，”我说
，“我们可以周五见面，看看能找谁捐款。我要去趟底特律，不过到时候会回来的。两点钟可以吗？”她点了点头，我也把预
约信息输入到共享的谷歌日历中，我知道这会在我身后丹妮尔的苹果平板电脑上和罗里家里的电脑上弹出。这些都是我必须记
住的细节：安排约会，订购鲜花，为我将无法兑现的未来做计划。这些细节会掩盖我的行踪，并且让大家相信我是一名合格的
妻子，致力于打理库克家族基金会支持的许多重要事业。31小时。回到家，我上楼去换衣服，发现丹妮尔在我去健身房的时
候帮我收拾好了包。我喜欢的时髦衣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罗里喜欢我穿的那些更保守的套装和八厘米的高跟鞋。我锁上卧
室的门，走进衣橱，把手伸进一双高筒靴，拿出上周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用现金买的尼龙背包，压平，塞到手提箱的拉链衬里
下面。一次一件，我把打算带走的衣服从藏着的地方拿出来打包。一件合身的羽绒服，几件长袖T恤衫，还有一顶纽约大学的
棒球帽，那是我前几天买的，为了不被酒店大堂的监控摄像头拍到我的脸。我把最喜欢的牛仔裤从架子上拿出来，把所有东西
都塞到丹妮尔为这次活动准备的东西下面。这些衣服只够我换一两天的，不会让任何人注意到我抽屉或衣柜里少了东西。我拉
好包的拉链，放在门边，坐在床上，在锁好门的房间里享受孤独。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惊讶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远离了家
乡，远离了自己曾经以为会成为的那个人。我在美国著名的女校瓦萨学院以优等成绩获得艺术史的学位，之后我又在世界上最
大的拍卖行之一——佳士得——找了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但那些年我过得很艰难，也很孤独。自从母亲和维奥莱特去世后，
我一直麻木地混日子，就像是挣扎着浮在水面上一样，随时有可能溺水。而爱上罗里，就像从麻木中清醒过来了。他理解我失
去了什么，因为他也有自己的悲伤。他知道记忆会如何悄无声息地扼住你，直至你无法呼吸。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你不
能说话，只能等待疼痛平息，一如潮水的退去，在此之后，你才能再次行动。紧锁的卧室门外，我听到有人在走廊里，他们的
声音很低，我听不清是谁。我紧张地等待着，不知他们是否会进来，批评我又把门锁上了。如果你坚持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他
们就没法工作了，克莱尔。楼下传来声响，前门关上了，罗里的声音飘上来，传进我的耳朵。我捋了捋头发，然后数到十——
试图抹去脸上的焦虑和紧张。还有最后一晚了，我必须完美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克莱尔！”他在走廊里喊道，“你在家吗
？”我做了一次深呼吸，打开卧室的门。“是的，在家呢。”我大声回应道。28小时。晚餐时，厨师诺玛给我们倒酒，罗里
问她：“约书亚这学期学得怎么样？”诺玛笑了笑，把酒瓶放在罗里旁边的桌子上。“很好，不过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能
经常收到他的信。”罗里笑了，抿了一小口，点头表示赞同。“这恐怕很正常。告诉他，我希望他这学期还能进入‘院长名单
’。”“我会告诉他的，先生。谢谢您。我们非常感激。”罗里摆摆手。“我很乐意这么做。”许多年前，罗里决定为家里员
工的每个孩子或孙辈支付大学学费。因此，他们对他非常忠诚。我们吵得很凶或者他们听到我在浴室里哭泣时，他们都很自觉
地视而不见。“克莱尔，尝尝这酒，醇美无比。”我知道最好不要跟他对着干。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曾说过：“在我看来，
这尝起来就像变质发酵了的烂葡萄。”罗里面无表情，好像没听见我说什么似的。但他从桌上拿起了我的杯子，抬手扔在地板
上摔碎，红酒洒在硬木地板上，流淌到桌子下面昂贵的地毯里。诺玛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从厨房里跑了出来。“克莱尔总是
笨手笨脚，”他说着，在桌子下面捏住我的手，“可这也是我喜欢她的原因之一。”诺玛蹲在地上收拾残局，抬头看着我，不
明白我的杯子怎么会落在离桌子两三米远的地板上。罗里已经开始平静地吃晚餐了，但我仍是哑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诺玛
把湿毛巾拿进厨房，重新拿了一个酒杯回来，给我倒了些酒。她走后，罗里放下叉子说：“这瓶酒值四百美元。你可得好好尝
尝。”此刻，罗里盯着我，等着我喝掉，于是我从杯子里喝了一小口，品了一下却没能尝到罗里所说的橡木味或香草味。“挺
好喝的。”我说。明天以后，我只喝啤酒。吃完饭，我们就去罗里的办公室为我明天的晚宴演讲复习几个要点。我们隔着他的
办公桌面对面坐着，我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在一个共享的谷歌文档中调出我的演讲稿。这是罗里最喜欢的平台。他做什
么事都用它，因为他能随时访问我们各自正在研究的任何东西。我在处理某件事时，会突然看到他的图标出现在我的屏幕上，
我就知道，他在访问我的界面，监视我。这也是他和他长期的私人助理布鲁斯在没有任何记录的情况下交流的方式。在一个共
享文件中，他们可以向对方说一些他们可能不想写进电子邮件、短信，不想在电话里说的话。这些年来，我只看到或听到过一
些片段。我在“文档”里给你留了信息。或者请看下“文档”，更新了，你会感兴趣的。他们会在“文档”里讨论我的失踪，
假设我去了哪里，也许还会列出他们跟踪我的计划。这就像一个只有罗里和布鲁斯才能进入的私人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
地谈论其他人不会知道的事情。我收回注意力，问了几个关于演讲听众的问题，把精力集中在活动能否成功上。布鲁斯坐在办
公室的角落里，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做笔记，在我们说话的同时，他把我们的评论添加到演讲中，我在自己的屏幕上看着他，
一个标着他名字的光标在上面，这些评论就像魔术一样出现在屏幕上了。他打字时，我在好奇，罗里对我做的事情，他到底知
道多少。布鲁斯是罗里所有秘密的守护者。我无法想象他对此一无所知。讨论结束时，罗里对我说：“他们会问你关于下周新
闻发布会的事情。不要回答任何问题。只要微笑就行，把谈话引回到基金会上。”宣布罗里参选的准备工作非常辛苦。每隔几
天，就会有传言流出，媒体纷纷猜测，罗里会重新捡起母亲的事业。玛乔丽·库克一向以两党谈判的技巧闻名，她能让最难相
处的保守派参议员接受更温和的政策。早在希拉里，甚至是杰拉尔丁·费拉罗之前，就有过传言，说她要竞选总统。但玛乔丽
在罗里大学一年级时死于结肠癌。这给罗里的内心永远留下了一个母亲的缺口，里面充满了不安和怨恨，这些负面情绪经常冒
出来，令他怒火中烧，想要干掉那些胆敢在讨论他政治前途时将其置于母亲光辉形象背后的人。我告诉他们：“你们还没有跟
我说过任何关于记者招待会需要注意的细节。”我看着布鲁斯收拾桌子，用余光注意他的动作。他把钢笔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
，把笔记本电脑放进电脑包里，然后又放进包里拿回了家。布鲁斯走后，罗里坐了下来，跷着二郎腿。“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我左脚在抖，其实我掩饰得很好，这是唯一的纰漏——表明我的神经高度紧张。罗里的目光恰恰落在我的左脚
上，他挑起了眉毛。我把脚后跟踩进地毯里，逼自己让左腿安分下来。“今天去了中央大街的扫盲中心，对吧？”他抬起手指
将脖子上的领带扯松了。我看着他，这个我爱过的男人，好像我们隔着一段很远的距离。他眼睛周围的皱纹，是我们一起欢笑
和快乐的证明，但愤怒也同样加深了皱纹。那种黑暗的暴力抹杀了我曾经在他身上看到的一切美好。“是的。他们的年度募捐
活动八个月后就要开始了。丹妮尔应该在整理笔记，明天会给你。我又要组织无声拍卖会了。”“还有别的事吗？”他问道。
他的声音很正常，但肩膀的姿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多年来一直在揣摩罗里的语气和表情的潜台词，此刻直觉在对我尖叫，警
告我要小心。“我觉得没什么事了。”“我想起来了，”他说，然后做了一个深呼吸，沉思着，似乎在努力让自己集中精神，
“你能把门关上吗？”我站起来，慢慢地向门口走去，感觉自己双腿发软，害怕他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我的计划。我不紧不慢地
踱着步，尽可能遏制恐慌。再次坐下时，我已经收起脸上的恐惧，摆出正常询问的表情。他没有立即说话，我便问他：“一切
都还好吧？”他的目光冰冷。“你一定认为我很愚蠢吧。”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甚至不能眨眼。还没开始我就已经失败了
。我的思绪乱飞，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想着如何向他解释他所发现的一切——衣服、我抽走的钱、我和佩特拉的会面。我抑
制着推门逃跑的冲动，想着放弃我所做的一切。我望着昏暗的窗户，上面反射着我们背后的房间，勉强开口道：“你在说什么
呢？”“听说你今天又迟到了。我可以问问，这是为什么吗？”我慢慢地舒了口气，所有的神经都松弛下来了。“我去健身房
了。”“健身房离中央大街的办公室不到一公里。”罗里摘下眼镜，靠在办公椅背上。他的脸从台灯的光亮下移到黑暗中。“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吗？”我让自己的声音饱含虚假的温情，拼命安抚他的情绪。“没什么，”我坚持道，“我决定留下来上两
点半开始的动感单车课。”“和谁？”“你问的是……谁是教练？”“别装傻，”他厉声道，“你最近不是去健身房，就是从
健身房回来。每天都这样。你的教练？这种可悲的陈词滥调，你以为我会信吗？”“我没有教练，”我告诉他，我的嘴突然又
干又黏，“我会练力量，在跑步机上跑步，或者上动感单车课。锻炼后我浑身酸痛，所以我在桑拿房里泡了一会儿，忘记了时
间。就是这样。”我努力让自己的表情保持正常，但我的双手却暴露了自己，我紧握着椅子的扶手，仿佛准备迎接一击。罗里
盯着我的手，我赶紧强迫自己放松。他站起来绕着桌子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我们还有很多繁重艰巨的工作要做，
克莱尔，”他说着，又喝了一口威士忌，“从下周开始，所有的目光都会聚焦在我们身上。不可以有一丝丑闻。”我得再努力
一次，最后一次把台词说得让人信服：“你无须担心。”罗里俯下身来，轻轻地吻了我一下，低声说：“听到你这么说，我很
高兴。”十一点左右，罗里终于上，床时，我假装已经睡着了，听着他平静而缓慢的呼吸声，等待着。钟走到一点时，我慢慢
地从床上爬起来，急切地想在离开前拿上最后一件我需要的东西，在溜进黑暗的大厅之前，我从床头柜上偷走了罗里正在充电
的手机。我不敢让他的电话或短信提醒响个不停，把他吵醒。我们的联排别墅充满了贵族的气息：深色的木头，厚厚的地毯，
在我的光脚之下能感受到长长的绒毛。我对半夜游荡并不陌生。这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有归属感的时候。我趁没有人注意时穿
过房间，在我最后一次深夜散步时，我感到一种悲伤。我并不是为了要离开这栋联排别墅而悲伤，这只不过是一座豪华的监狱
，我是为我自己感到悲伤。这是一种复杂的悲伤，因为我不仅失去了我的名字和身份，还失去了我曾经希望拥有的生活。任何
梦想的死亡都值得哀悼，这是我最后一次感受这一梦想错综复杂的方方面面，心中五味杂陈。我穿过客厅，隔着大落地窗就可
以直接俯瞰第五大道。我瞥了一眼通往丹妮尔办公室的那扇门，想知道我走后她会怎么想，不知道她是否会因为没能找到我而
受到责备；或者，她会不会后悔当初有机会帮助我时没能多做些什么。我穿过狭窄的大厅，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小房间
，里面摆着一张厚重的红木办公桌和一张土耳其地毯，这张地毯的价格可能比我母亲在宾夕法尼亚的房子还要贵。我期待在不
久的将来，用不到六位数的家具组装一个家：我想要彩色的墙壁，还有绿植，当然我必须记得自己浇水。我想要不成套的盘子
，还有玻璃杯——就算打碎了也不需要复杂程序来重新订购。我回头瞥了一眼，仿佛在担心有人会半夜里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里
抓住我，解读我的想法，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费力地仔细探听，想透过那一片寂静听到两层楼上的脚步声。但门廊里死一般的
沉寂，只有我的心在怦怦地跳。我从办公桌最上面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U盘，在罗里坚持让每个人共享文件之前，我用过这个
U盘。我的目光落在挂在墙上的母亲和妹妹维奥莱特的一张照片上。这张照片是我去上大学之前拍的，那还是在我遇到罗里并
改变我的人生轨迹之前的事。“我们要去野餐喽！”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母亲站在厨房门口宣布。维奥莱特和我坐在沙发上看
电视。我们俩都不想去。我们正在追《迷离境界》。但我的母亲仍然坚持。“克莱尔要走了，我们剩下的周末不多了，我想和
我的宝贝们出去玩一玩。”她说。维奥莱特瞪着我，仍然为我选择去瓦萨学院而不是当地的州立大学而生气。三年后，她们都
离开了。事发前不到一个小时，我还在和妈妈通电话。我们只是简单地聊了几句，但我仿佛仍然能听到，她隔着电话线告诉我
她现在不方便说话，说她和维奥莱特正在去吃比萨的路上，到家后会给我打电话。意外发生后的这些年里，我常常想，如果我
让她继续听电话，她们是否还会活着。或者，如果我根本不打电话，她们可能已经穿过十字路口，在那个醉酒司机开车经过前
就离开了。在我的梦里，我发现自己和她们待在一起，挡风玻璃上的雨刷砰砰地响，她们两个在车里一起大笑，妈妈跟着收音
机唱着歌，维奥莱特乞求她停下来。然后突然传来一阵轮胎抓地的刺耳摩擦声，玻璃破碎声，金属撞击声，蒸汽嘶鸣声。然后
，一片寂静。现在，我的目光停留在维奥莱特的脸上，她微笑着，还有我的母亲，她只是背景里一个模糊的身影，我很心痛，
想把照片从墙上拿下来，塞进行李箱的衣服夹层里，像护身符一样带在身边。但我不能。必须将照片留下这件事几乎要瓦解我
离开的决心。我把目光从妹妹的笑脸上移开，那张笑脸永远冻结在她八岁时，之后没几年，她就……我接着朝罗里宽敞的办公
室走去。他那张巨大的书桌摆在房间正中央，下面是木地板，上面放着书架。他的电脑放在书桌上，一切是那么幽暗而安静。
我走过书桌，来到后面书架的其中一格前面。我把一本红书拿出来，伸手进去，摸索着找到隐藏在那里的小按钮，按了一下。
架子下面沿着墙的镶板轻轻一响，打开了。记笔记的不止有丹妮尔一个人。我拉开镶板，从隐蔽处滑出罗里的第二台笔记本电
脑。罗里不会保留任何纸质副本。也没有收条，更没有个人笔记和照片。纸质副本很容易丢，还不容易找到，看管起来也太麻
烦。他曾经对我这样解释。他所有东西都藏在这台电脑里。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但我也不需要知道。没有人会拥有一台
秘密的笔记本电脑，除非他在隐瞒什么大事。也许有一些财务记录显示了未篡改的基金会账户或是他挪用并转移到海外的资金
。如果我能拿到硬盘的副本，当罗里逼我太紧时，我就能利用它来反制罗里。因为不管我在写给他的信中引导他做什么，罗里
肯定都会不遗余力地找到我。佩特拉和我讨论了伪造死亡的可能性。比如，一场找不到尸体的事故。但尼科警告过我们不要。
“这样全国新闻都会铺天盖地报道这件事，这会让你行动起来更加困难。最好伪装成你离开了他，这样在小报上你会得到一点
关注，但很快就会无声无息。”我打开罗里的笔记本电脑，不出所料，要求输入密码。我的一切罗里都了如指掌，但关于他的
事我却一无所知。不过我知道，罗里不会被记忆密码之类的小事所困扰。这是布鲁斯的工作，他把密码记在桌子上的一个小笔
记本里。我已经观察布鲁斯好几个星期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本绿色的笔记本，每当罗里需要密码的时候，他就会在上面翻
找，然后替罗里输入密码。于是，我在罗里办公室外的桌子上摆鲜花，又或者在门口乱翻手提包，借此偷看布鲁斯白天工作时
把笔记本放在哪里，晚上又放在哪里。我穿过房间来到布鲁斯的办公桌前，手从另一边滑过，抠开一个小抽屉，笔记本就放在
里面。我快速浏览，看到了各种服务器的账号和密码——奈飞、家庭影院、亚马逊——我的手指在颤抖，我知道每一分、每一
秒都很重要。最后，我在后面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苹果笔记本电脑。我把一串数字和字母输入电脑，就登录进去了。我把U
盘插入设备接口并开始拖拉文件，屏幕上方的时间显示为一点半，图标显示的数字为四位数，在倒计时。我又瞥了一眼门口，
想象着万一被发现，我所有的计划就都葬送在罗里的办公室里了。穿着睡衣的我正在拷贝他的秘密硬盘，我遏制着自己，尽量
不去想象他抓到我会做什么。我会发现他瞳孔中的愤怒，他会快步过来抓住我，把我从他的办公室里推出去，或者，把我拖回
到楼上我们的卧室里……我艰难地吞咽了一下。上方不知哪里传来了嘎吱声——那是脚步声或地板声——让我的心怦怦直跳，
额头上沁出一层汗珠。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大厅，屏住呼吸侧耳倾听，按捺着席卷全身的极度恐慌，希望能探听到什么动静。但
周围一片安静。几分钟后，我回到电脑前，盯着屏幕，心中默念着快点儿。但我的目光又落在布鲁斯的笔记本上，上面写满了
密码，可以让我看到罗里所有的生活。他的日历。他的电子邮件。“文档”。如果我能获得这些讯息，我就能监视他们了。若
能知道他们对我的失踪有什么反应，他们是否在找我，在哪里找我，我就能未卜先知，比他们先一步行动。我又瞥了一眼空荡
荡的走廊，翻了几页笔记本，直到找到罗里的电子邮件密码，然后从布鲁斯的桌子上拿了一张黄色的便利贴，把它抄下来，这
时，电脑正好处理完文件。下面楼梯口旁的钟敲了两下，我把U盘从接口拔了出来，把电脑放回了藏起来的地方。我轻轻地咔
嗒一声关上抽屉，把书架上的红书放回原处，再把布鲁斯的笔记本放回原处，最后查看，确认房间里没有我留下的痕迹。检查
满意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现在只剩一件事要做了。我悄无声息地走进去，坐到椅子上，冰冷的皮革抵在我腿的后部，我
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底特律演讲稿仍在屏幕上。我关了窗口，心里清楚我的图标将从其他人的界面顶部消失，然后退出我的
电子邮件。回到谷歌邮箱的主页时，我坐了一会儿，在寂静的屋子里听着大厅传来钟表微弱的滴答声。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呼
出来，接着反复一次，试图让自己紧张的神经稳定下来。我尽量让自己思维缜密，试图考虑到每一个可能发生的意外、每一件
可能出差错的小问题。我又看了看时钟，提醒自己凌晨两点没有人会醒。布鲁斯、丹妮尔甚至罗里，都不会醒。我无数次希望
能住在一个小一点儿的房子里：房子的墙不是那么坚硬，地毯也不会把人的脚步声抹净，在那里我可以用罗里不大的鼾声来安
慰自己。但他现在隔着我两层楼，什么声音都没有。而我，必须得搞定这件事。我输入他的电子邮件地址，眯着眼睛看了看便
利贴，小心地输入密码，然后按了回车键。马上，我旁边桌子上罗里的电话就嗡嗡地振动起来，一条警示信息照亮了屏幕。您
的账户已被新设备访问。我向左滑动屏幕，清除了这条消息，然后打开我的电脑，我面前是罗里的收件箱。在一长串未读消息
的顶部，就是那条警示信息。我删掉了它，迅速拖进垃圾箱，并且在那儿又彻底删除了那封信。我扫了一眼他的主页，看了看
各种文件夹，然后点击“文档”。他们给文档命名为会议记录。我打开了，屏住呼吸，想着可能会发现什么，但里面是空的。
等明天再慢慢看吧。我想象着自己深夜躲在加拿大的某个地方，变成一个沉默的旁观者，看着罗里和布鲁斯在推理着我到底是
怎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他们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更为重要的是，我能知道罗里和布鲁斯说的每一句话，知道每一
次他们自认为是私密谈话的所有内容。窗口顶部写着布鲁斯·科科伦五小时前最后一次编辑。我点开了它，想知道编辑历史会
显示什么，屏幕右侧弹出一个长长的列表。3:53罗里·库克补充了一条评论。但是没有细节。我的眼睛沿着长长的列表移
动到窗口底部，那里有一个框，上面写着显示更新，还没有被点击。我把鼠标悬停在上面，想点开，但没有。我已经登录了，
这就够了。我点击我的电脑设置，更改了自己的密码，确保我是唯一一个可以访问邮箱的人。做完这一切，我关上电脑，上楼
回到卧室，罗里还在睡觉。把他手机重新充上电之后，我拿着U盘和写着他邮箱密码的便利贴进入了主浴室。我从化妆包里抽
出长长的塑料牙刷筒，拧开，把便宜的牙刷扔进垃圾桶，把便利贴包在U盘上，然后把它们都放进牙刷筒里，拧上，把牙刷筒
放在我的护肤品和化妆品下面，拉上了拉链。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周围都是罗里的财富带来的奢侈品。大理石柜台、深浴缸
和小型汽车大小的淋浴间。这跟我小时候用的小浴室太不一样了。维奥莱特和我以前总是为早上谁先用卫生间争吵，后来，妈
妈干脆把锁弄坏，避免我们占着不出来。她说：“我们没有时间谈隐私。”我曾经梦想，有一天我可以锁上卫生间的门，想在
里面待多久就待多久。但现在我却想，只要能回到从前，我愿意舍去这里的一切。我们三个人进进出出，在狭小的空间里挤着
过：刷牙，化妆，吹头发。我不会想念这里的任何东西。我关了灯，回到卧室，最后一次躺在自己的丈夫身边。
2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