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10〕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
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呢？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
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
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
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
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
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让我再讲一点历史。一九二
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11〕、冯玉祥〔12〕参加
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13〕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
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14〕，变成了红军吗？宁都
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15〕，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
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同志们，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另一点。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
点来反对我们的论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也是不
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
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
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
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
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
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所以我们着重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
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
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
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同志们！这个问题的正面，已经说完了。让我再来说一说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
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
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
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
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
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
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
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
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于今只说
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16〕，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17〕。胡汉民所
依托的两广派军阀〔18〕，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19〕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
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
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
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
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
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