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晚，巴里·韦斯和妻子内莉·鲍尔斯在洛杉矶家中阅读着泰比发布的“推特文件”，她内心充满嫉妒，她记得自己
当时就在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就在那时，她意外地收到马斯克的信息，问她是否愿意当晚飞来旧金山。
与泰比一样，韦斯也是独立记者，很难给她的意识形态归类。他们和马斯克一样，都拥护言论自由、反对觉醒文化和进步派倡
导的内容审查机制，尤其反对在建制派媒体和精英教育机构中这样做。韦斯称自己是“一个理智的自由主义者，担心极左翼的
批评会扼杀言论自由”。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工作时，韦斯撰写的内容多发表在社论版版面上，之后她召集了一
批独立记者，创办了“自由新闻”，这是一档可以在Substack上订阅的通讯栏目。几个月前，在森瓦利举办的艾伦公
司会议上，马斯克与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山姆·阿尔特曼对谈。之后他曾与韦斯短暂会面：韦斯走到后台对马斯克说，
她很高兴听到他要收购推特的消息，二人聊了几分钟。当泰比准备在12月初发表“推特文件”时，马斯克意识到对一名记者
来说，需要消化的材料太多了。马斯克的投资人、技术伙伴、言论自由的支持者马克·安德森建议他给韦斯打个电话，于是在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后返程的飞机上，他发了一条出乎韦斯意料的信息，这是12月2日晚上发生的事。两小时后，韦斯和
鲍尔斯带着她们三个月大的孩子匆匆搭上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周五晚上11点，当她们抵达推特总部10层时，马斯克正穿着
一件蓝色的星舰夹克站在咖啡机旁。他兴致勃勃地带她们在大楼里转悠，展示印有“Stay woke”的T恤衫和其他推
特旧制度时期的产物。马斯克宣称：“野蛮人已经破门而入，正在洗劫商铺！”韦斯感叹道，马斯克就像一个刚买下糖果店的
孩子，此时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拥有整个糖果店。罗斯·诺丁和詹姆斯·马斯克这两位“火枪手”向韦斯和鲍尔斯展示了一
些技术工具，可以用来深入研究公司在Slack上存档的内容。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凌晨2点，随后詹姆斯开车把她们送到
休息的地方。第二天，也就是周六的早上，韦斯和鲍尔斯来到推特总部，他们发现马斯克在推特图书馆的沙发上过了一夜，还
跑到咖啡机旁用纸杯吃起了麦片。她们在他的会议室里坐了两个小时，聊起他为推特勾画的蓝图。她们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开始他回答说，他是对4月的报价感到反悔后才被迫收购这家公司的。他说：“真的，我当时不确定我还想不想收购，但律
师告诉我，这颗苦果我必须自己吞下，所以我完成了交易。”但随后，马斯克言辞恳切地谈起他想创建一个推动言论自由的公
共论坛，他说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未来”。“出生率急剧下降，思想警察的权力却越来越大。”马斯克认为一半的美国人都
不信任推特，因为它压制了人们的一些观点。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彻底提高信息透明度。马斯克说：“我们有一个目标，就
是清除之前所有不合法、不合规的行为，清清白白地向前发展。我在推特总部过夜是有原因的，说明这里已经拉响红色警报。
”韦斯事后对我说：“我真的几乎都被他说服了。”她说这话的时候非常诚恳，而不是在尖酸刻薄地讥讽他。尽管此行令她印
象深刻，但她还是保留了作为独立记者应该保有的怀疑态度，继续追问了马斯克一些问题。但马斯克不得不结束与韦斯和鲍尔
斯的会议，前往华盛顿与政府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一个涉及SpaceX卫星发射的话题，保密级别很高。韦斯和鲍尔斯在周
五晚上一刻不停地开始处理“推特文件”，但周末她们就开始感到沮丧，因为她们没有技术工具能够调阅推特的Slack消
息和电子邮件档案。法务部门担心隐私问题，拒绝让她们直接访问。周六，及时雨般的“火枪手”罗斯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帮
她们登了上去。但第二天他非常疲惫，还要去洗衣服，于是决定不来了，毕竟那天是周日。他邀请韦斯和鲍尔斯到他的公寓来
，这里能俯瞰整个旧金山卡斯特罗区。她们在那里用他的笔记本电脑查看了推特Slack公共频道的信息。当韦斯催促法务
部门为她处理更多搜索结果时，她接到了公司副总法律顾问的电话，对方说他叫吉姆。韦斯问他姓什么，他说“贝克”。韦斯
回忆说：“我的下巴都要惊掉了。”吉姆·贝克曾是联邦调查局的总法律顾问，他的名字曾出现在有关亨特·拜登的“推特文
件”的讨论内容中，在一些保守派的圈子里，他因处于各种争议旋涡的边缘而遭人排挤、不受信任。她给马斯克发了条信息：
“搞什么鬼啊？你这是让他搜自己身吗？这有什么意义啊！”马斯克看完信息勃然大怒，他说：“这就像让阿尔·卡彭去查自
己的税一样。”他把贝克叫来开会，双方就推特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之间的同意令规定的隐私保障内容发生了争执。“你能告诉
我同意令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吗？”马斯克质疑他，“因为我面前就摆着呢，你能说出其中的内容吗？”这场争执注定不欢而散
。贝克精通此道，但他的回答根本无法让马斯克满意，因此马斯克很快解雇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