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生气地走了。我本想留住他，跟他解释说我渴望得到他的同情，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说这种渴望是出于本性，而不是为
了得到更好的辩护。尤其是，我看得出，我让他感到不自在了。他不理解我，还有点儿怨恨我。我想对他说，我和所有人一样
，绝对地，和所有人一样。可是这一切，说到底，实际上也没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说。不久之后，我又被带到了预审调查
法官面前。这时候是下午两点钟，这一次，他的办公室很亮堂，只有一层纱窗帘勉强地遮一遮光。天气很热。他请我坐下，很
客气地对我说，我的律师“很不凑巧地”没能来，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他的问题，等待我的律师来援助我。我说我可以独自回
答。他用手指按了一下桌上的一个按钮，一位年轻的书记员走进来，紧紧挨着我的后背坐下了。我们俩都舒适地坐在各自的扶
手椅里。审讯开始，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沉默寡言不动声色的人，他想知道我对此有什么看法。我回答：“因为我总
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他像第一次一样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再说，这也
没什么要紧的。”他不说话了，看了看我，然后相当突然地直了直身子，很快地对我说：“我感兴趣的，是您。”我不太明白
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没有回答。他又说：“您的有些举动让我不能理解，我相信您可以帮助我理解。”我说这一切都很简
单。他让我把那一天的事情再讲一遍。我把已经跟他讲过的事情又叙述了一遍：雷蒙、海滩、游泳、纠纷，又是海滩、小水泉
、太阳，还有开了五枪的事。我每说一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表示赞同地说道：“
很好。”而我已经厌倦于翻来覆去说一件事了，我感觉我从来没说过那么多话。一阵静默，接着他站起来，说他愿意帮助我，
我让他很感兴趣，如果上帝帮忙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些什么。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我。他直截了当地问我爱
不爱妈妈。我说：“爱，和所有人一样。”一直有规律地敲着打字机的书记员一定是按错了建，因为他有点儿尴尬，不得不往
回退机器。调查法官又问我——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没什么逻辑——那五枪是不是连续开的。我回想了一下，说先开了一枪，几
秒钟之后，又开了四枪。于是他问：“为什么您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停了停？”又一次，我看见了那片红色的沙滩，感觉太
阳在炙烤着我的额头。但是这一次，我什么也没说。一片沉默中，法官看起来坐立不安。他坐下来，抓弄着头发，把胳膊支在
办公桌上，微微朝我俯下身来，神情有点儿奇怪：“为什么，为什么您会往一个躺在地上的尸体开枪？”这个问题，我也不知
道如何回答。法官把双手放在额头上，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声音有点儿细微的变化：“为什么？您一定得对我说。为什么？
”我一直不说话。突然，他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他办公室尽头的一个文件柜前，拉开一个抽屉。他拿出一个银十字架朝我走来
，十字架一路晃荡着。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是颤抖着，他大声问我：“这个东西，您认得吗？”我说：“认得，当然认得
。”于是他语速飞快、热情洋溢地对我说他信仰上帝，他相信没有一个人的罪孽会深重到上帝都无法原谅他的地步，但是他必
须悔过，变得和孩子一样，灵魂是空的，准备好接受一切。他整个身子都伏在桌子上，差不多就在我头顶上摇晃着十字架。说
真的，他的这番推理我没怎么跟上思路：首先是因为我太热了，他的办公室里有几只大苍蝇，落在我的脸上，也因为我有点儿
怕他；同时我也发现这很可笑，因为无论如何，毕竟那个罪犯还是我。然而他还是喋喋不休。我差不多理解了，在他看来，我
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就是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的这个事实。其余的都很明白，但就这一点，他不懂。我正要对他说，他
没必要这么固执，因为最后这一点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他挺直了身子，打断了我，又最后一次劝告我，问我信不信上帝。我
说不。他气愤地坐下了。他跟我说这不可能，所有人都信上帝，即使是那些扭过头不敢看主的人。这是他的信仰，如果要他怀
疑这一点的话，那他的生命将不再有任何意义。他大喊道：“难道您要我的生命失去意义吗？”在我看来，这和我没关系，我
也这么跟他说了。但他已经把基督像从桌子那端推到了我的眼皮底下，失去理智一般大叫起来：“我，我是基督徒，我要请求
他饶恕你的罪过。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曾经为你受难呢？”我清楚地意识到他用“你”来称呼我了，但我已经厌倦了。屋子里越
来越热。跟平时一样，当我不想听对方讲话的时候，我就做出赞同的样子。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真的开始扬扬得意。“你看，
你看，”他说，“你是不是也信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了？”显然，我又说了一次“不”。他一屁，股跌坐在他的扶手
椅里。他看起来很疲惫，好一阵沉默不语。打字机一直跟着我们的对话，这时还在打着最后几句话。然后，他带着一丝哀伤，
凝视着我，嘀咕着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么顽固的灵魂，那些来到我面前的罪犯在这个受苦受难的形象面前，没有一个
不声泪俱下的。”我本想回答他，那是因为他说的都是罪犯；但是我立刻想到，我和他们一样，也是罪犯。对于这个想法我总
是不能习惯。这时，法官站了起来，像是在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了。他只是用一种有些厌倦的神情问我有没有后悔自己的行为
。我想了想，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我觉得他没明白我的话。不过那天发生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我又见了这位预审法官不少次，只是我每次都有律师陪着。他们只是让我对之前做的供词再明确一些细节，或者是法官
和我的律师讨论指控的罪名。但实际上，这些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了。总之，渐渐地，审讯的调子改变了，好像法官不再对
我感兴趣了，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把我的案子归档了。他不再跟我谈论上帝了，我也再没有看见他和第一天那样激动过。结果，
我们的谈话反而变得更加亲切了。提几个问题，和我的律师聊聊，审讯就结束了。按照预审法官的话来说，我的案子走在正轨
上。有时候，如果谈话涉及的是一般问题，他们就让我也参与进来。我开始喘过气来了。这时候大家对我都不坏，一切都是这
么自然，解决得这么好，上演得这么有分寸，我竟然有了一种“和他们都是一家人”的可笑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可以
说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有生以来最使我喜悦的事竟然是有那么不多的几次，法官把我送到他办公室门口，拍着我的肩膀
亲切地说：“今天就到这里，反基督先生。”然后他们再把我交到法警手里。有些事情我是从来都不喜欢谈论的，而自从我进
了监狱，没过几天我就知道，我将来是不会喜欢谈论我这一段生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这种反感也没什么必要。事
实上，头几天我并不是真的在坐牢：我在模模糊糊等着什么新情况。直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玛丽来看我之后，一切才开
始。从我收到她的信那天开始（她说她的家人不允许她再来了，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才感觉到我住的地方是牢房，我的
生活到此为止了。我被捕的那一天，他们先是把我关在了一间已经有好几个囚犯的牢房里，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他们看到
我的时候都笑了，然后问我犯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就都不说话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天就黑了。他们告
诉我该怎么铺睡觉的席子，把席子一头卷起来，就可以做成一个长枕头。整整一晚上，臭虫在我脸上爬。几天之后，他们把我
隔离进另一个牢房，睡在一块木板上，我还有一个便桶和一个铁盆。监狱建在城市的高地上，我可以从一个小窗口看见大海。
有一天，我正抓着铁栏杆，脸朝着有亮光的地方，一个看守进来，说有人来看我，我想应该是玛丽。果然是她。要到接待室去
，需要穿过一条长走廊，上一段台阶，最后再穿过一条走廊。我走进去，那是一个明亮的房间，光线从一个大窗户里射进来。
两道大铁栅栏从长度上把房间分成三部分。两道铁栅栏之间相距八到十米，把探望的人和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在我面前，穿
着条纹连衣裙，脸晒成了棕色。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十几个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玛丽被一群摩尔人围绕着，左右两边都
有。一个是身材娇小的老太太，嘴唇紧闭着，穿着黑衣服；另一个是没戴头巾的胖女人，说话嗓门很大，手舞足蹈。由于铁栅
栏之间距离较远，探监的人和囚犯都不得不高声叫嚷。我进去之后，吵吵嚷嚷的声音在光秃秃的大墙之间来回撞击，刺眼的光
线从天上泻到玻璃上射进房间，我感到一阵头晕眼花。我的牢房比这里安静很多，也昏暗很多，我需要好几秒钟才能适应。但
我最终还是看清了凸显在光亮中的每一张面孔。我注意到一个看守坐在两道铁栅栏之间的走廊的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犯和他
们的家人都面对面地蹲着，他们不大声喊叫，尽管房间里乱糟糟的，他们还是低声说话，而且能让彼此听得见。他们沉闷的低
语声从下面升上来，穿梭在他们头顶，在他们的谈话中形成一个持续的低音部。这一切，都是我在走向玛丽时很快就注意到的
。她已经紧紧地贴在栏杆上，竭力地冲我挤出一个微笑。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她说这件事。“怎么样？”她大声
问我。“就这样。”“你还好吗？需要的东西都有吗？”“好。都有。”我们都不说话了，玛丽一直在微笑。那个胖女人对着
我身边的一个人大叫，那人应该是她的丈夫，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人，目光坦率。我听到他们一段谈话的片段：“让娜不愿意
要他。”她声嘶力竭地喊。“哦……哦。”那男人说。“我跟她说你出来后还是会继续接管他的，但她就是不愿意要他。”玛
丽也对我大喊，说雷蒙向我问好。我说：“谢谢。”但我的声音被我旁边那人给盖住了。他问道：“他还好吗？”他妻子笑着
说：“他的身体从来没这么好过。”我左边是个矮小的年轻人，手很纤细，他什么都不说。我注意到他对面正是那位身材娇小
的老太太，两个人紧紧地凝望着对方。不过我没有时间再观察他们了，因为玛丽对我喊道要心怀希望。我说：“是的。”与此
同时，我望着她，我渴望隔着裙子紧紧搂住她的肩膀。我渴望摸摸这细腻的布料，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应该盼望的了
。但是这一定就是玛丽刚才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微笑。我只看到她发亮的牙齿和眼角上细细的皱纹。她又喊道：“你会出来
的，出来我们就结婚！”我回答道：“你相信吗？”但主要是为了找点话说。于是她连忙大声地说她相信，她相信我会被无罪
释放，我们还会去游泳。但边上那个女人又大喊起来，说她在书记员那里留了个篮子。她一样一样说她在里面放了什么，必须
核对一下，因为里面东西都很贵。我另一边的男人和他母亲一直互相凝望着；阿拉伯人的轻声交谈在我们下方继续着。外面的
光线好像越来越强，直射在窗户上。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想离开，喧嚣声让我难受；但另一方面，我又想多看看玛丽。我不
知道过了多久。玛丽跟我说她的工作，她还是一直在微笑。低语声、喊叫声、谈话声交织成一片。只有一座寂静的小岛在我边
上——我身边的年轻男人和那个老妇人，他们只是互相凝望着。渐渐地，阿拉伯人都被带走了。第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几乎所
有人都不说话了。那个小老太太走近栏杆，同时，一个看守朝她的儿子做了个手势。他说：“再见，妈妈。”她把手从两根铁
栏杆之间伸出来，慢慢地、久久地摆动着。她刚走，一个男人便进来了，手里拿着帽子，占了她刚才的位子。这一边也有一个
犯人被带进来，他们热烈地谈了起来，但声音很小，因为房间已经重新安静了下来。有人来叫我右边的那个人，但是他老婆和
他说话的声音并没有放低，好像她没有注意到已经不需要喊叫了：“好好照顾自己，凡事小心。”然后就轮到我了。玛丽做出
吻我的姿势。我在离开之前又回了头，她站着不动，脸紧紧贴着铁栅栏。她还在微笑，微笑中带着一丝无所适从的紧张。那之
后不久，她就给我写了那封信。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那些我永远都不想说起的事情开始了。不管怎么说，不该有任何的夸大，
这对我来说倒比别的事情容易。在我被监禁的头些天里，其实对我来说最艰难的事，就是我还有自由人的念头。比如说，我还
想去海滩，朝大海走去。我想象着最先冲到我脚底板下的海浪的声音，想象着纵身跳入水里，以及我所感受到的解脱，这时候
我才突然感觉到牢房的四面墙壁是多么靠近。但这只持续了几个月，接着，我就只有囚徒的想法了。我等待每天在院子里的放
风或者我律师的到访，其余的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常常想如果让我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看头顶天空的流云，
无所事事，我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飞过或者白云相会，就像我在这里等着我律师的奇怪领带，或者就像在另一个世界
，我耐心地等到礼拜六，抱紧玛丽的身体一样。不过，仔细想来，我并不在一根枯树干里。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这其实也
是妈妈的一个想法，她生前总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况且，情况还没那么不堪忍受。最初几个月是很艰苦。但是我强
迫自己努力克制，也就熬过来了。比如，我被对女人的欲望折磨。这很自然，毕竟我还年轻。我并没有特别想到玛丽，但我总
是想女人，随便哪一个女人，想到那些我过去认识的女人，那些我曾经爱过她们的各种各样的场合，最后我的牢房里充斥着女
人的面孔和我膨胀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让我精神失常，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帮我打发了时间。最后我博得了
看守长的好感，他总是在饭点和厨房的伙计一起来。是他先跟我谈起了女人，他告诉我，这也是其他人抱怨的第一件大事。我
对他说我和他们一样，我认为这种待遇不公正。“但是，”他说，“就是为了这个，才让你们蹲监狱啊。”“什么，为了这个
？”“是的，自由，就是这个。您被剥夺了自由。”我从没想到这一点。我赞同他的看法，我说：“的确，不然的话惩罚什么
呢？”“对，您是个明事理的人，其他人却不懂，最后他们只能自己解决。”看守说完就走了。还有香烟，也是个问题。我进
监狱的时候，他们拿走了我的腰带、鞋带、领带和我口袋里所有的东西，特别是我的香烟。一进牢房，我就要求他们还给我，
但是他们告诉我说这里禁烟。最初的几天真难熬，也许这就是最令我沮丧的事情。我从木板床上撕下几块木头来嚼一嚼。我整
天想吐。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让我抽烟，抽烟并不损害任何人。后来我明白了，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但这时候，我对不
抽烟已经习惯了，这个惩罚对我已经不再是惩罚了。除了这些烦恼，我不算太不幸。我还是得说，所有的问题在于如何打发时
间。从我学会了回忆开始，我就终于一点儿都不感到烦闷了。有时候，我想我从前的房子，在想象中，我从一个角落开始走，
再回到原处，心里数着一路上所看到的东西。一开始，很快就数完了。但是每一次重新开始，就变得稍微长了一点。因为我想
起了每一件家具，每一件家具上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件东西上的所有细节，还有那些细节的本身：一个镶嵌着的装饰、一道裂
缝、一道有缺口的边，还有它们的颜色和肌理。与此同时，我还试图让我这份清单不要断线，试图把每一件东西都数全。结果
，几个星期之后，我就能花上好几个钟头，只是在数我房间里的东西。这样，我越是想，想出来的原本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东
西就越多。于是我明白了，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也可以在监狱里毫无困难地过上一百年。他会有足够的东西来回忆，而
不至于感到烦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好处。还有睡觉。最初我夜里睡得不好，白天根本睡不着。渐渐地，夜里我
也能睡好，白天也能睡着了。我可以说，在最后几个月里，我每天睡十六到十八个小时。那么我每天要消磨的时间就剩下六个
钟头了，其中包括吃饭、解决生理需求、回忆和读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故事。在草褥和床板之间，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张旧报纸，
报纸几乎粘在布上，已经发黄透亮了。上面有一则新闻，开头已经没有了，但看得出来事情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人离
开捷克的农村，去外面打拼。二十五年之后，他发了财，带着老婆和一个孩子回来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在家乡的村庄开了
一个旅店，为了让他们吃一惊，他把他的老婆和孩子安放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到了他母亲的旅店里，他进去的时候，她没认出
他来。他想开个玩笑，就想着要一个房间，还露了财。夜里，他母亲和他妹妹用大锤把他打死，并且偷了他的钱，把尸体扔进
河里。第二天早晨，他妻子来了，无意中说了旅客的姓名身份。母亲上吊了，妹妹投了井。这段故事我读了上千遍：一方面，
这件事听上去不可思议；另一方面，却又很自然。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个旅客有点儿自作自受，人永远也不该演戏。就这样，
睡觉、回忆、读我的新闻，昼夜交替，时间就过去了。我在书里读过，人最后都会失去时间概念，但是对我而言，这并没有太
多意义。我始终不理解，日子为什么可以如此漫长又如此短暂。日子过起来如此漫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们却又如此紧凑
，一天推涌着一天。它们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只有“昨天”和“明天”这两个词，对我来说还剩下一些意义。有一天，看守告
诉我说，我进来已经五个月了，我相信这一点，但又不理解。对我来说，我在监狱里过的总是同样的一天，做的也总是同样的
事。那天，看守走了以后，我对着我的铁碗看了看自己，我觉得就是在我试图微笑的时候，我的样子看起来还是很严肃。我拿
着它在面前晃了晃。我已经微笑了，可碗里的倒影还是那么严肃而忧愁。天黑了，这是我不愿谈及的时刻，这是一个难以名状
的时刻，夜晚的嘈杂声在监狱各楼层响起，继而是一片寂静。我走近小窗口，借着最后一丝光亮，我又凝视了一番自己的模样
。还是这么严肃，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因为此刻，我就是这么严肃啊。但就在那时候，几个月来头一次，我清楚地听见了自己
说话的声音。我认出来，这就是好多天以来在我耳畔回响的声音，我明白了，那么久以来，我都是一个人自言自语。我想起来
母亲下葬那天女护士说过的话。不，没有出路，没有人可以想象监狱的夜晚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