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力聚焦于知识的进步。
虽然我们知道如何表达同情，但是完全不能确信我们懂得怎样进行恰当的诊断和治疗。
我们上医学院是为了了解身体的内在运行过程、身体病理学的复杂机制，以及人类积累的阻止疾病的许多发现和大量技术。
除此之外，我们不曾想象我们需要丰富社会、心理、文化方面的修养。
于是，我们没把伊万·伊里奇的故事放在心里。
然而，在经历外科实习和当医生的几年间，我遇见了许多被迫面对衰退和死亡现实的病人。
我很快就认识到，自己没有做好帮助他们的充分准备。
***
开始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是低年资的外科住院医师。
在我最早的一篇文章中，我讲述了约瑟夫·拉扎罗夫的故事。
他是一位市政府的行政官， 几年前，他的妻子死于癌症。
此时，60多岁的他也患了无法治愈的癌症——一种转移性的前列腺癌。
为此，他消瘦了近50斤，腹部、阴 囊和双腿都积满了液体。
有一天，他一觉醒来，发觉右腿无法动弹，大便失禁，于是住进了医院。
那时候，我是医院神经外科组的实习生。
我们发现癌症已经扩散到他的胸椎，对脊椎构成了压迫。
很显然，癌症已无法彻底治愈，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对他进行干预。
然而，应急放疗没能缩小癌症病灶。
于是，神经外科医生给了他两个选项：一是安宁缓和医疗；二是实施手术，切除脊椎处生长的肿瘤包块。
拉扎罗夫选择了手术。
作为神经外科组的一名实习生，我的任务是履行知情同意手续，并取得他的签字，确认他理解手术风险并希望施行手术。
我站在他的病房外，汗湿的手里拿着他的知情同意书，竭力思考该如何开口跟他把这个话题谈明白。
我们都希望手术能够阻止脊椎损伤继续发展，但是手术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纠正瘫痪，更谈不上使他恢复过去的生活。
无论我们做什么，他都最多只能有几个月的存活机会，而且，手术本身也有危险。
要进入脊椎，需要打开他的胸腔，切除一根肋骨，拿掉一叶肺叶，手术中失血量会很大，以他的虚弱状态恢复起来很困难。
而且，术后发生各种并发症、导致重要器官衰竭的风险相当高。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手术可能会恶化病情，缩短他的寿命。
但是神经外科医生已经仔细斟酌过这些风险，拉扎罗夫自己也确定选择做手术。
此刻，我需要做的只是敲门进去，完善术前的各项手续。
拉扎罗夫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形容枯槁。
我说我是实习生，需要获得他同意手术的签字，确认他了解手术的风险。
我说手术可以切除肿瘤，但是可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比如瘫痪或者中风，也有可能导致死亡。
我尽量用委婉的语气把情况说清楚，但是，他还是一下坐了起来。
当他同在病房的儿子质疑选择做手术是不是明智时，拉扎罗夫很不高兴。
“别放弃我，”他说，“只要我还有任何机会，你们一定要让我尝试。
”他签完字后，我出了病房。
他儿子跟出来，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他的母亲死在监护室里，死的时候全身插满了管子，戴着呼吸机。
当时，他父亲曾经说过，他绝不想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他的身上。
但是，时至今日，他却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
可见一个理智的人在死亡降临的时候还是无法舍弃求生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