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常识来断案
我知道我的同事们被我的建议吓坏了，因为我建议法庭应该考虑民意。他们会告诉你，社会舆论是情绪化的，说变就变，它是
建立在真假参半的陈词和偏信未经交叉询问的证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会告诉你，对像这样的案子进行审判所适用的法律有精
密的保障措施，可以确保案件真相为人所知，并且所有与本案相关的合理意见都会被考虑进来。他们会告诫你，如果允许在
这一框架之外的民意对我们的判决有任何影响，所有的这些保障都将付之东流。
但请公正地看看我们刑法执行的一些现实情况吧。总体而言，当一个人被指控犯罪，有四条路可供他逃脱惩罚。其中之一就
是法官根据所应适用的法律判定他没有犯罪。当然，这是一个在相当正式和抽象的氛围中做出的判决。看看其他三种可能使
他逃脱惩罚的路径。它们是：（一）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二）陪审团做出无罪判决；（三）行政长官的赦免或者减
刑。
谁能说，做出这些判决时都遵循了严格和正式规则，使其既能防止错误发生，又排除了情感等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并保证
所有形式的法律都被遵守？
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我们自然试图把陪审团对案情的思考限制在与法律相关的范围内，但无需自欺欺人，这样的企图并未
真正成功。在正常情况下，有关我们面前这个案子的所有问题本应直接交给陪审团。如果是这样，毫无疑问，陪审团会出现
无罪判决，或至少会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从而会阻止有罪判决的做出。
如果陪审团被引导，人的饥饿以及他们的协定不能构成谋杀罪的抗辩，他们的结论仍极有可能忽视这些引导，并将比我们可
能做的更加歪曲法律的字义。当然，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在本案中，唯一的原因是陪审团主席刚巧是一位律师。他的学识使他
能够想出一套说法，使陪审团逃避通常应承担的责任。
我的同事唐丁对检察官事实上没有决定不起诉此案表示恼怒。就像他自己严格遵循法律理论的要求那样，他非常同意把这些
人的命运交由检察官在法院之外根据常识做出决断。另一方面，首席法官希望对常识的应用放到最后，尽管与唐丁相似，他
也希望没有个人因素参与其中。
接下来到了我的结论部分，它与行政赦免有关。在直接讨论这一主题之前，我想观察一下民意调查结果。如我所说的，九成
的人希望最高法院完全赦免这些人或给予某种在一定程度上有名无实的惩罚。其余一成的人构成一个非常奇怪的不同群体，
里边夹杂着许多奇异的观点。我们的一个大学专家对这一群体做了研究，发现这个群体的成员分成几种类型。
他们中一部分人是花边小报的订阅者，这些限制发行的小报给它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扭曲的案件事实版本。一些人认为“洞穴
探险”意味着食人，而同类相残是人类社会的原则。然而我想说的是，尽管这一群体的观点表现出可以觉察到的多样性和阴
暗面，但据我目前所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而且那多达九成的大多数人中也没有一个人会说：“我认为由法院对这些人判
处死刑，然后由另外一个政府部门赦免他们是一件好事。”虽然这一贯是一个或多或少主导我们讨论的解决方法，我们的首
席法官也推荐这一方法，认为借助这种方法可以在避免不公正的同时，保持对法律的尊重。但是，他应该被说服，如果说他
在维护什么人的道德，那也是在维护他自己的道德，而不是公众的道德，公众道德对他所做的区分一无所知。我之所以提及
此点，是因为我想再次强调那一危险，我们有可能在自己的思想模式里面迷失方向，而忘记了这些思想模式对外部真实世界
没有任何哪怕微小的影响。我现在讨论本案中最关键的事实，法庭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它，尽管我的同事认为把这一事实掩
盖在法官袍之下比较合适。这就是那一让人恐惧的可能，面对这一问题的最高行政长官可能拒绝赦免这些人或给他们减刑。
众所周知，我们的最高行政官是一个上了年纪、观念僵化的人。公众的喧晔在他身上起的作用经常与人们所要追求的效果背
道而驰。我告诉过我的同事，我老婆的外甥刚好是他的秘书的一个密友，我已经从这一间接的、我认为也是完全可靠的方式
得知，如果这些人被判违法，他将坚决不给这些人减刑。
对将如此重要的一件事的判断建立在有可能是流言的资讯之上，我比谁都感到遗憾。如果依我的作风行事，就不会产生这种
情况，我会采取合理的方法，和行政长官坐到一起谈谈这个案件，发现他的观点是什么，也许还可以和他一起拟定出一个共
同应对这种处境的方案。当然，我的同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意见。
他们对于直接获取准确资讯感到踌躇，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间接得到的资讯感到不安。他们完全了解我刚才所陈述的事情，
这解释了为什么通常是礼仪典范的首席法官，认为如果行政长官不减刑，他在行政长官面前甩着法官袍，以开除教籍相威胁
也是合适的。这解释了我的同事福斯特举重若轻的高超技艺，我猜想整个图书馆的法律书都随之从被告的肩膀上轻轻地举起
了。它同样解释了，我那尊重法律的同事基恩会仿效古代戏剧中身兼数职的人，走到舞台的另一端以平民的身份对行政长官
表达一些评论。（我附带提及一点，平民基恩的建议会在用纳税人支付的钱列印的本法院报告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