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前几个世纪的欧美女性文学时（我将集中讨论英语文学，也会提及关于其他语言的文学以及绘画的例子），我们没有发
现绝对禁止女性以女性身份来写作的做法，而美国黑奴则曾因为被禁止写作埋没了他们的很多诗学和修辞传统，即使写成了文
字也遭到各种形式的贬抑，后面这一点和女性写作的遭遇是一样的。詹姆斯·鲍德温列出的“一长串伟大诗人，荷马以来的一
些最伟大的诗人”很容易就被多数派文化打发到一边了，在这种文化里，只有写下来的东西才算数。那些留下来的断简残篇绝
大部分会被忽视，但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出现时，就要用上更为复杂微妙的办法了——这些我们会在下面讨论。（例如，最初，
黑人接受教育是违法的。等到黑人解放之后，黑人接受教育的机会稀少，质量低下，缺乏经费。这就是所谓进步。）但是事实
上，一些白人女性、黑人女性、黑人男性还有其他有色人种已经养成了把东西付诸笔端的讨厌习惯，这些东西居然还出版了，
出版的材料，特别是书，进入书店，出现在人们手上，收藏在图书馆，有时候还进入了大学课程。那我们怎么办？首先，要意
识到，没有正式的从事艺术的禁令，并不妨碍法力无穷的非正式禁令的存在，这一点很重要。例如，贫穷和忙碌显然是艺术创
作的巨大障碍：19世纪的大多数英国工人一天得劳作十四个小时，他们不可能把时间花在完善十四行诗上。（当然，当工人
阶级文学确实出现时——出现过，而且会继续出现——那就可以用对付女性艺术的方法来对付它。显然，这两个类别有部分重
叠。）人们通常认为中产阶级没有受到贫穷和忙碌的困扰，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这些人是中产阶级妇女的话。把这些妇女
称为中产阶级男人的附属品也许更为准确，因为单靠自己在经济上的努力，她们无法保住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如果是演员或
是歌手，她们就成了品行不端的人（我在后面还会谈这个问题）；如果是已婚妇女，在英国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她们都会一
无所有（1882年有了《已婚妇女财产法》）。未婚女性最好的工作是家庭教师，这是介于贵妇和女仆之间的某个奇怪的社
会角色。这里有一位1811年的维顿小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三个基尼金币》让人们知道了她，“我渴望学习拉丁语、
法语、艺术、科学，学习所有的一切”——因为要履行家庭教师的种种义务，她的这种渴望让她感到痛苦万分，作为家庭教师
，除了教书，她还要缝纫和洗碗。在她之后30年，我们发现《简·爱》的作者一年有20英镑的收入，“相当于为家庭教师
洗为数不多的衣物所得收入的五倍”（由此可以推断靠洗衣服一年能得到四英镑），“是《简·爱》这本书价格的十一倍”，
这是埃伦·莫尔斯在《文学女性》中写道的。M.珍妮·彼得森在她的书中提到，从休厄尔夫人1865年的小说中可以看出
，当时保育员的工资相当于贴身侍女，学识一般的女家庭教师相当于男仆，学问精湛的女家庭教师相当于马车夫或男管家。艾
米莉·狄金森身无分文：她得向父亲讨邮票，问他要钱买书。正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言，“那些出色的小说，
比如《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的作者都是“穷得连买几刀稿纸都没钱的女人”。至于人们总认为会
和这种奇怪的贫穷相伴相随的闲暇时间，艾米莉·狄金森似乎是有的（虽然她也要做家务，在母亲去世前的生病期间照顾她）
。但据传记作家戈登·海特说，著名的玛丽安·伊万斯在她年近三十的那几年里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她得料理家务，还要照
顾生命垂危的父亲，她“不分白天黑夜地护理……看上去像个幽灵”。1859年，在租借的房子里住了10年后，这位著名
小说家和乔治·亨利·刘易斯买了房子，她“负责家务，例如：买家具……物色并管理仆人、点餐——最后这件事，刘易斯为
了让她有时间写作有时也会分担”。玛丽·居里的传记作者是她的女儿伊芙，她描写了母亲早年的家庭生活，那也正是她开始
其科学生涯的时期。在工作一整天之后，居里夫人还要打扫卫生、买东西、烧饭和照看孩子，而这一切皮埃尔·居里从不插手
。到了20世纪，这种情况并无多少改观。西尔维娅·普拉斯早晨五点钟起床写作，虽说她的工作时间相当有限，但和作为工
人阶级女性的蒂莉·奥尔森相比已经幸运得多。奥尔森描述了自己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写作，还要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全职在外
工作的三重压力，她写道：四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去了学校……我的工作……我的写作，我可以用某种方式把写作放在内心四
处带着，工作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在汽车上的时间，甚至是没位子不得不站着的时候……工作时的一点点偷闲……家务做
完后的深夜……有时候我这种三重身份的日子难以继续。一天工作十五小时的现实对我的写作干扰太大。我不再有那种疯狂的
忍耐力……常常有写作的冲动，常常又失去……我的作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