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绩与晋升
每一时代都有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需要相应的精英来解决这些问题，所谓时势造英雄，此其
义也。中共建制前，武装斗争需要和造就了大量革命精英，文革则造就了大量造反精英。1978年以
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进行，必然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建设精英和技术官僚。
同时，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对政治精英的评价标准也必然变化，这是中共以激励为主的政绩
型体制建立的时代背景。而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不仅考察政绩与精英仕途的关系，还考察组织人事
制度变革以及精英仕途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荣敬本等人（1998）在对河南新密市等地县乡政治体制运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县乡压
力型的政治运行体制，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下级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
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压力型体制关键是指标任务的层层分解和完成评价。这个
体制很好地解释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现象和跑
官卖官、寻租等腐败的发生，所以荣敬本等人提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的时代课题。
杨雪冬（2002）以河北涞源县的调查为基础，考察了政绩考核从“忠诚—命令”式向“忠诚—
政绩”式的转变。新的政绩考核通过政治承包制，围绕指标任务的分解、完成和评价来进行，形成
了过渡性的激励机制，但也带来了软约束和高成本等弊端。
Bo Zhiyue（2002）构建了省级领导人仕途的政绩型模式，认为派系和地方主义均不能很好地
解释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而政绩则能很好地解释省级领导人的仕途变动。薄智跃发现，人口大
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而经济绩效不是省级领导人流动的决定因素，好的经济增长并不能
带来晋升；富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财政收入有助于晋升，多向中央上缴财政有助于职位
稳定；直辖市的领导人有更好的晋升机会。总的来看，好的经济绩效有助于保持位置，但与晋升的
效应并不显著，但向中央多上缴财政和税收有助于晋升。
周黎安（2008）提出了中国官员仕途的政治锦标赛模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多层次、逐
级淘汰的锦标赛，让每一级政府都处于增长竞争格局中，让每个官员的仕途都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
使得经济绩效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提供了官员发展经济的强激励，从而提供了中国经济发展
之谜的一种解释。周黎安认为，政治锦标赛的关键是把政府官员的激励搞对了，通过行政任务逐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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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责任状和数字目管理）、财政分权、属地管理和晋升竞争，从而形成了官员治理的整体性框
架，使得官员为晋升而竞争，为竞争而发展。但政治锦标赛也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地方保护主义、
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以及金钱政治等等。
周黎安（2008）等还运用1979—2002年的省级水平的数据验证官员晋升和经济绩效的关系，
他们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省区GDP实际增长率
越高，省级领导干部升迁的概率越大，而权力中止的概率越低。周黎安等还发现，相对经济绩效也
就是任内平均经济绩效和相对于前任的经济绩效对官员的晋升作用更为显著，从而支持了中央运用
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观点。
张军（2005）等认为，为增长而竞争，这是中国增长之谜的一个解释，让地方官员树立为增长
而竞争的政绩观，这是最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各级官员增长共识的达成，对中国的发展作用甚巨，
如果没有增长，那才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张军等（2008）还通过1978年以来省级领导人的数据发
现，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等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官员任期和经济增长呈现倒
U 型特征，任期定为5年是比较好的选择。
徐现祥、王贤彬等（2007）通过1978 —2005 年省长和省委书记交流的数据，发现整体而言,
省长（书记）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 个百分点左右。王贤彬、徐现祥等（2008）
还发现不同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不同：从来源的角度看，来自中央部委的省长
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并不显著；从离任后去向的角度看，调任中央的省长省委书记在任期间并
没有获得显著的更高的经济增长绩效。徐现祥、王贤彬等（2008）还通过1978-2005 年间京官交流
数据，发现京官交流是以培养为主，培养代价是辖区经济增长显著放慢了1 个百分点左右；但一个
任期的培养锻炼结束后，无论是从政治晋升还是经济增长角度看，培养后的绩效显著提高。
Guo Gang（2007）通过 1995—2002年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数据，考察经济绩效和官员更替的关
系。发现在时间序列下，中国县级领导流动频繁，一个平均年，29%的县委书记变动，32%的县长变
动，18%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变动。从数据模型来看，财政和税收增长增加了县长的晋升概率，而
新任命的县长以及少数民族县长，流动几率相对较小，同时，非正式因素在基层官员仕途中发挥相
当作用。
Landry（2003）通过 1990—2000 年中国市长的数据，考察中共对市级政治精英的政治控制。
Landry 认为经济分权和人事分权并没有削弱中共实施组织人事政策的能力，中共仍然牢牢控制着组
织人事权力，这和其对江苏四县政治精英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通过构建官员晋升的有序 probit 模
型，Landry发现经济绩效对于市长的晋升和流动影响不大，但退休制度的实施缩短了市长的任期，
提高了次梯次干部的晋升机会。同时，中共并没有建立与经济绩效优劣相配套的激励和惩罚官员的
机制。
四、关系与晋升
关系在中国政治精英仕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来看，主要集中于精英政
治中的关系的类型，关系运作，关系网的编织和作用等。
Dittmer（1978）通过对四人帮垮台的考察，认为仅靠毛的恩宠而晋升是站不住的，必须权力
和势力（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结合，建立深厚的背景和政治基础，才能获得稳固的政治地位。
Lampton（1986）通过对纪登奎、彭冲、谷牧、余秋里、许世友和陈锡联仕途的研究，提出了相似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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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怀恩（1986）以1950—1985年台湾行政院96位内阁精英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精英的背景、
录用、结构和变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建立了内阁精英完整的政治生涯历程。其研究在
探讨内阁精英晋升和领袖的关系时，认为领袖充当了把门人的作用，其提名对于内阁精英的晋升至
关重要。彭把关系主要限定在：血缘与姻亲；同乡，同学，同事；师生或部属关系；秘书等，统计
结果发现，52%的内阁精英与领袖有直接关系。
Guo Xuezhi（1999）构建了中共高层政治精英中的关系理论框架，在对关系的历史和演变梳理
的基础上，郭学志提出主要有四种类型：工具型、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工具型主要是得失算
计和利益获得；礼节型主要是人情考虑与和谐的关系；道义型主要是忠和义；感情型主要是感情和
恩情。郭学志认为在中共高层政治精英的关系网络中，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关系的重要性远高
于获利性的工具型关系。
Li Cheng（2001）以清华大学为例，考察了学校网络在中共政治精英仕途中的重要作用，认为
清华大学成为中共高层政治精英的摇篮主要得益于蒋南翔校长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又红又专的双肩
挑制度以及中共干部四化方针中的知识化、专业化政策。李成还考察了政治家族子弟的家庭网络、
学校网络、企业网络和姻亲网络，认为政治家族子弟在仕途占据优势的同时，也面临制度化和舆论
的双重约束。Tanner等(1993) 把政治家族子弟的优势归因于教育、技术技能的获得以及政治经验、
政治可靠性的考量，同时认为政治家族子弟现象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儒家政治传统中。
Opper & Brehm( 2007)对中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政绩模式提出质疑，通过1987—2005年省委书
记和省长的数据，构建了精英晋升的关系模型，证明关系而不是政绩在精英晋升中起重要作用。
Opper & Brehm 认为在中国的M型社会结构中，省的自主性有限以及需要与中央的密切合作，这些
都使得关系起到了基础性的筛选作用。但他们构建的关系模型中，以省领导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
省籍贯、同校和同省工作经历作为关系指数，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马敏镐(1997)考察关系因素在县一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作用，认为正式关系是非正式关系
运作的基础。马敏镐从与上级的关系、与主要领导的关系、与直接主管领导的关系、与群众的关系、
与同级竞争者的关系、与组织部门的关系以及小圈子等面向，分别动态考察它们的作用。
樊红敏(2008)通过在河南黄市挂职锻炼的实地调查，考察关系在黄市日常政治权力运作的表现
和作用。樊认为关系是黄市权力运作的隐秘机制，主要表现为三种景观：跑项目、跑资金和招商引
资；个人地位获得中的打点；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有效运用等。关系主要分为纵的庇护关系网络和
横的地方精英关系网络，它们相互交织，统一于日常政治生态和权力运行中。
实际上，与“关系”相关的派系争论早就开始了。
Nathan（1973）提出中共政治精英的派系模式，认为派系是以领导为中心的垂直性依附关系，
这种庇护性主从关系形成了架构式的关系网络。裴鲁恂（1989）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共政治精英
的派系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中共政治充满了共识和派系的张力，派系的形成与政治精英的不安
全感息息相关。Dittmer（199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共精英政治的非正式政治模式，认为关系在
中共政治中起重要作用，关系可分为价值面向的关系和目的面向的关系，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在政治
精英的仕途中起决定作用，构成了政治精英的政治基础。Pye（1995）对Dittmer（罗德明）的正式
政治和非正式政治的分类以及价值面向和目的面向的关系分类提出质疑，提出关系政治的悖论：表
面否认，实际却存在。认为中国政治很重要的就是区分荣誉性的关系和不荣誉的关系，合法化或者
制度化荣誉性的关系，承认政治领域中派系的存在，而不是对关系和派系不加区分，表面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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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却大行其道。
邹谠(2002)在对上述争论综合的基础上，认为：“非正式政治系由具有各种不同非正式关系及
关系网的人们之间的政治互动所构成，这些非正式关系及关系网在因重大政策问题或人事变迁而展
开的斗争、冲突或争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甚至充当‘政治行动集团’（political action
groups）的核心。”“正式政治最好由等级制金字塔来代表，而非正式政治则由蜘蛛网来代表„„为
了制度化及长期稳定的目的，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应该得到蜘蛛网的补充而不是支配。”(邹谠，2002：
173—177)因此，邹谠认为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需要非正式关系对正式关系起补充和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