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机构、职位与晋升
政治精英的晋升是个复杂过程，是多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说，选拔任用标准和程
序以及政治机构都对流动影响很大，同时精英个人的条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下面的文献主要是
考察政治机构和职位等因素对晋升的影响。
Chiang Chiahsiung 在对省委第一书记的研究中，发现省委第一书记的仕途受政治形
势的影响很大，毛时代的清洗在邓时代基本不再出现。省委第一书记能否进入政治局与省的地位关
联很大，这些关键省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四川和广东等，在进入政治局的
23 名省委第一书记中，17名来自于关键省份。省委第一书记的政治机会已经结构化：他们大部分
具有本省工作经历，43%的省委第一书记是从省委书记位置上晋升，省委第一书记的平均任期是55
个月等。
Bo Zhiyue 对 1949—1998 年之间2534名中共省级领导进行了翔实的量化分析，发现
省的地位不同对省级领导人的仕途影响很大。通过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代表席位，薄智跃建立
了各省的权力指数，并称产出政治局委员的省份为“精英省”，主要包括：上海、北京、广东、四
川、山东、江苏和河南等省。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薄建立了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整体图像，发
现：在时间序列下，省级领导人具有很大的稳定性，84%的会保持原位，3%得以晋升，3%水平流动，
6%向下流动，4%会退休。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很大，1967、1983和1993年，是省级领导人
变动幅度较大的年份。薄还就省级领导人的个人特征和政治流动之间建立了模型，发现：大学文凭
并无助于省级领导人的晋升，而具有大学文凭的省委领导的晋升几率竟小于没有大学文凭的省级领
导。年龄和晋升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年龄大的省委领导流动率更大。从党员影响来看，非中共省级
领导人晋升几率非常小，但降职和退休的几率也小。从籍贯来看，本省籍的省级领导人的流动形态
和外省籍的并无大的差别，但他们的流动率要小一些。从民族和性别来看，少数民族省级领导人流
动率要小一些，降职的几率也小一些，女性省级领导人晋升的几率小一些，不到男性省级领导人的
50%。从工作的层次来看，来自于中央的省级领导人晋升几率大，水平流动和降职的几率也大，但
退休的几率小。省级领导人政治流动也受政治形势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来是最好的时期，晋升的
几率大，降职的几率很小，能够体面地退休。从职务上看，省长的晋升几率最大，流动率也大，省
委副书记和副省长则退休的几率更大。
Zang Xiaowei 通过 1988 年和 1994 年《中国人名大词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中
的1588名中国副省部级以上政治精英数据库，在二元精英路径的视角下，对中国高层政治精英的
选拔任用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和晋升标准，党委系统晋
升更强调政治标准，晋升中特殊主义更大一些；政府系统晋升更强调教育资格，晋升中普遍主义更
大一些。同时具有重点大学理工学历的官员更易晋升。从流动率来看，大学文凭增加了党政官员晋
升的几率，特别是在政府系统中，表现更为明显；同时，政府系统的流动率比党委系统的要大。
黄信豪以1978至2008年之间739位中国省部级以上高层政治精英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共在发展和专
政的目标考量下，以及“调整为了生存，调整幅度也必须限制在生存目的下”的组
织逻辑下，中共高层政治精英流动呈现“有限活化”的整体图景，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部门优先于
党务部门的干部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党务部门精英的政治性要求始终高于政府部门；政府部
门来自于党职出身的比例增加，党务部门精英具有科技专长的比例显著增加，中共通过党职经历，
有意识培养专业精英；党职经历和政党赞助对精英仕途影响很大，年龄越轻和越快取得党职经历的
精英，越快晋升为党领导人，而无党职经历，不具备政党赞助的专业精英流动率则较高；同时，党
务部门流动率小于政府部门。不论晋升离退，任职正部级5—7年决定精英仕途发展结果，学历、
专长能降低离退风险。
马敏镐（1997）通过对陕西Y县、江西G市、福建C市 232名县乡干部的个人背景资料的分析，
辅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对中国县一级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进行研究。马敏镐建立了县级党政
干部选拔任用的一般模式：预备阶段、人选产生阶段、考核阶段、人选确定阶段和任命阶段等。并
具体考察政策性因素、素养因素、人口学特征、环境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影响。
在对Y县10个县直职位竞争的研究中，发现年轻者和学历高者更易胜出，而具有政府办公室、机
关党委和乡镇一把手经历的干部更具竞争力。从晋升路径来看，县级干部同一系统和部门的内部晋
升占了相当比例，还出现了机关—基层—机关等的晋升路径。
Landry（2000）通过对江苏4个县市243名县领导和县直领导的深度访谈③，从组织人事和干
部的角度考察分权改革下中央对地方的政治控制。Landry把江苏4县干部的仕途经历分为：党委、
政府、军队、群团、乡镇和企业等五个类型，并构建了这些政治机构经历和干部晋升关系的数量模
型，发现，党委经历是干部晋升的重要通道，对干部的晋升具有很强的推力；政府经历效应不如党
委经历；军队经历对干部晋升的效应也显著；群团经历在1980年代显著，此后逐渐衰弱；企业经
历和乡镇经历对干部晋升并无多大助益，虽然乡镇企业对地方经济贡献很大；从各级组织部门的作
用来看，对科级干部来说，县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对于县领导来说，则市委组织
部﹥县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这和组织部门下管一级的制度设计相符。Landry还发现，党龄和教
育程度都有助于干部的晋升，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晋升较快。
以下文献考察了政治机构和特殊职位对于干部仕途的影响。
Li Wei & Pye(1992)指出了中国政治体系中秘书群体的普遍存在，并考察了秘书的职责，秘书
的权力以及秘书和首长的共生关系等。Li Cheng (2001)则注重研究秘书生涯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
①包括1988年版的740名和1994年版的848名。
②包括18名县委领导，18名县政府领导，42名县委部门领导，200名科级干部等。232名干部是从3个县任意选定
的，主题是每个县20个职位1982—1996年历任干部个人情况的统计。对50名干部进行了访谈，26名干部进行了
问卷调查。
③苏南和苏北各选择2个县，每个县随机选择65个单位，对这些单位的领导进行访谈，产生243个访谈个案，包括
县领导，县委部门领导和群团领导，县政府部门领导和垂直部门领导等，其中一半为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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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秘书在首长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政治联盟，政治权力基础的巩固以及协调作用等。李成的研究
表明，在其界定的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中，具有秘书经历的都分别占据两成的比例，加上具
有办公室主任和秘书长经历也分别约占两成，共约有四成的领导人具有秘书经历（Cheng
Li,2001:151），从而证明了秘书岗位是领导干部的摇篮这一命题。
寇健文（2001）通过对1978—2000年之间 121位共青团中央常委的仕途考察，发现七成转业
后担任党政干部，五成晋升为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从而实证了共青团为干部的摇篮，具有干部输送
的组织使命。但团干部多半在组织、宣传、统战、外联和政法部门历练，很少担任经贸、管理和科
技部门的主管，显示中共干部输送管道出现区隔分化现象。
李博柏、魏昂德（2008）对中国行政管理精英职位升迁中的政党庇护机制进行考察，认为党员
在职业升迁和资源分配中享有优势，基于党员身份的政治不平等是社会主义国家分层秩序的核心。
党员身份对职业生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入党早的人身上，党把成人教育作为提升干部培养对象的教
育程度的主要方式，从而使得成人教育成为中共政党庇护的名副其实的方式。党员身份和精英职位
具有强相关关系，这是政党庇护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