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和日本，外部的政治坏境扰乱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内部障碍。
许多活动对于年轻人来说极为重要的，如果这种活动能够取得成功，那么青年人便会
感到幸福。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以及民族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着日思夜盼的目标--虽说这
种目标的实现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并不是无法实现的；而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
常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态度乃是安逸和软弱的揉和物，软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劳作都是不值得的，
安逸则使这一痛苦的感受变得可以容忍。在整个东方；大学生们能希望对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
而这在西方都是不可能的。不过，东方大学生发财的机会比西方学生要少得多。正因为既不软弱又不安逸，
他才成为一个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有赖于公共事业，
哪怕在面临死神的时候，他或许比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享受的幸福还多，还实在。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
他来我校做客，并打算回去在反动势力的区域内建立一所与我校相似的学校。虽然这样做的结果也许会是他的脑袋落地，
但他是那般幸福和平静，以至于我也不得不暗自称美。然而，我并不是主张，只有这些平凡的幸福才是有可能的。
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它们，因为它们需要一种极不寻常的能力和广博的兴趣。并不是
只有杰出的科学家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乐趣，也并不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从其鼓吹的事业中获得愉悦。
工作的乐趣对所有具备特俗才能的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他能够从自己的技能的
适用中获得满足，而不是要求全世界的赞誉就行。我曾经认识一位少年
时双腿便残废的男子，再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非常宁静、幸福。他之所以会有这么幸福
是因为他创作了一部长达五卷的关于玫瑰花顾枯萎病的专着。在我眼里，他是这方面的第一流专家。我无缘结识
一大批贝壳学家，但是从认识他们的人那儿，我知道研究贝壳确实给那些乐此不疲的人带来幸福。我还认识
一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排字工，他是所有那些有志于创新字体的人的榜样。但是，那些有声望的人对他的尊重所给予
她的快乐，远不及他运用自己的技巧时获得的真正的快乐--这一快乐与优秀的舞蹈家从跳舞之中获得的快乐大体相当。
我也认识另外一些排字能手，他们能数学字体，景教手稿，锲形文字，或任何冷僻和困难的文稿。
我并没有去专门研究和考察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幸福，但我相信，在工作时间里，他们建设性的本能是得到了充分的
满足的。
人们习惯于认为，在我们的机器时代，技术性工作所提供的快乐比过去的手工时代更少了。
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确实，今天，技术工人从事着与吸引着中世纪行会的活动迎然不同的工作，
但是在机器经济中，他仍然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那些制造科学仪器和精密机器的人，
那些设计师，那些飞机工程师，司机以及其他许多人，从事的仍然是一种几乎可以让技能得到无限发展的职业。
就我以往的观察，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农业工人和农民并不如汽车和火车司机幸福，
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时而犁地，时而播种，时而收获，这种工作确实丰富多彩，但这得看
老天爷的险色行事，而且这些农民也确信这一点。但是，对于制造现代机械的人来说，他能意识到
自己的力量，他能感到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当然，对于那些仅仅看管机器的人来说，
这种工作是极端乏味的，因为他们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操作，很少有变化。
而且工作越乏味，他们就越有可能让机器来操控。机器生产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确远未达到这一阶段
在于建成这样一种体制：机器从事一切乏味的工作，人类则从事变化多端和创造性的工作。
在这样的世界上，比起农业时代来说，工作将变得不在乏味，不再令人压抑。在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
，人类便习惯于枯燥无味的生活，以便摆脱饥饿的威胁。当人们依靠狩猎能获得食物的时候，
工作便成了一种乐趣。关于这一点，人们不难从富人们仍以这些祖先的职业为乐事的现象中找到证明。
但是，自从引进了农业生产方式以后，人类便进入了毫无生趣，忧郁沉闷和疯狂愚蠢的漫长时期，
直到今天，我们才凭借机器的有益的操作得到了解放，感伤主义者当然可以大谈什么与泥土的亲密关系，
哈代笔下的世故农民的老辣智慧等，但是每个乡村青年的愿望之一，便是要摆脱甘心忍受风雨旱涝的奴役、
寂寞长夜的境地。他们到城里找活干，因为工厂和电影院的氛围是实在的，亲切的。
一般人的幸福的基本成分，包含着友谊和合作，人们能从工业中，而不是农业中更多地得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