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
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我的童年分给了两个幼儿园。那时的孩子大多住在幼儿园里，因为父母忙。第一个是一座四合院，
有高大的门楼和小小的石狮子。园长是个严厉的妇女，可只要看见孩子，又笑成一尊佛。记得我们住在北房，一有太阳，阳光
就好。后面高高伸出一个平台，有栏杆围着，就在上面游戏玩耍。春日最爱的是养蚕，有时一上午地趴在平台上，看着它们“
沙沙”地吃掉一张张漂亮的桑叶，又换上新的。时候一到，蚕箩里一夜之间就寂寞了。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
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地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睛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分瓜果的时候，大家就
坐成一圈，你一个我一个，白梨、石榴和樱桃，多出来的就分给最小的。夏日，午睡是在院子里的凉棚底下，太阳透过棚顶，
在地下洒出许多光斑，风一吹就跑来跑去，睡不着的时候就伸出手，想在空中抓住它们，做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在游泳池呆
得太久，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我们一边叫一边跑，阿姨暂时地做了牧鸭人。然后，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小
的餐室里，一边吃豆沙馅的包子，一边听雷，雷不响的时候就把包子放在嘴边，激动地等待。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点和瓦在
房脊上热烈地欢叙，之后又静下来，水珠的滴落声像是在试一张古琴。这时醒来，就能看见值夜阿姨瘦小的背影，浅浅的灯光
底下摊开了一本书。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被逼进了风雨之中，在未来二十二
年中苍老或死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受了伤。我不在他们之中， 出于偶然。第二个幼儿园也是四
合院，只是没有门楼和石狮子。门与墙一般高，漆成红色。最让我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却只有两样动物
:白兔和鸭子，也是白的。我们喜欢在临睡前探看它们，尤其是停电的夜晚(那时常常停电，也许是已经“大跃进”了的缘故
)。手电筒的光亮里是几对宝石一样的眼睛，自然是红的，于是大家“呀”地一声赞叹，都不说话了。鸭子不然，一见光亮就
聒噪起来，这抗议直到我们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电筒的时候，就由阿姨领着，一人点起一根蜡烛，穿过不矮的松墙，踽
踽地去又踽踽地回来，有谁不小心遇见了鬼突然大叫一声，大家就也叫了，兴奋地奔逃。把鸭和兔放在一起，是谁的主意?长
了羽毛只会聒噪不会飞的；长了一双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眼睛却无法开口的，我以后明白了，不仅是兔和鸭。并不是所有的动物
都可以享受住在动物园的礼遇。一九五八年，我站在幼儿园的滑梯上，手中挥舞一根系了红布条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无数
这样的竹竿挥舞，配合着从铜锣直到破脸盆的敲击声。成群受惊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于是纷纷跌落尘埃，还活着
就被因得胜而快乐的人群缚住翅膀，慢慢死去。终于出现了载重四吨的卡车装满了死麻雀，在街上游行的“盛况”。这一年，
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虫被政府宣布为“四害”。可是能飞的并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儿园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只什
么鸟。它在我和一个小姑娘的注视下抽动着翅膀。“麻雀。”我说。“它还活着呢。”她说。“麻雀。害虫。”——我还弄不
清虫和鸟的区别。小姑娘点点头，她知道我对，但还是在那只鸟死了之后把它浅浅地埋葬了，上面还盖了一张葡萄叶，为了第
二天还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叶落了满地；又过了一天，葡萄叶都被风吹走了从那以后，我们仍然唱着那首已经没有了意义
的儿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着。有的只是
养在笼子里的黄鹂，为了使人快乐而歌唱。在“大跃进”过去以后许久，我的朋友们仍然不断用气枪射击所有的鸟，我的朋友
们用湿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进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体。到了一九六六年，被扔进火堆的就不仅是死去的麻雀。麻雀被
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
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