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因为年龄，也因为其他，我不是一九六o——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合格回忆者。在饥饿突然露面时(其实它一直跟在背后
)，城市居民中的重体力劳动者的月粮食定量降低到十四公斤；而孩子们，只有六到九公斤。我记得我曾在市场附近寻找菜根
和菜叶，切碎了用红薯面包成菜团子，双手捧着吃，以防它散开。在学校大群的孩子中间，有些渴望在课间休息时，得到五粒
黄豆，很香地炒熟了，握在掌心，握出汗来，才咸咸地一粒粒吃掉，腿上却依然浮肿着。我们对童话像对鞭炮一样又爱又怕，
因为童话中总是提到糖果。偶然可以吃到面条时，哪怕在同一家庭中也须用小秤将面粉一份份事先秤过，再为每个人单独制作
。在大型食品店里被轻易捉住的贼是一具腹部滚圆的尸体。北京各机关派出卡车和枪手，追赶内蒙古草原上的黄羊，把被饥饿
打死的黄羊肉血淋淋地分给许多家庭。根据我的经验，这种肉食并不好吃，但在当时，很好吃，非常好吃。我们到底生活在首
都，到底偶尔还能吃到黄羊肉。我的一位在美国居住了十二年的朋友回忆当年的情景:她当时躺在河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两眼
望着悬在房梁上的一只篮子，里面的几个干馍是一家最后的食物。她后来偶然活了，在父母把她接到北京之后。此后许久，只
要听到炊具的碰撞声，她就开始感动地啼哭。就在这个河南省，农民们先是吃净了树皮、草根，甚至一种泥土，然后就在道路
、田野和村庄中成群地死去。官方文件中对这件事很少提及，提及时使用的词汇是“非正常死亡”。在不多的几年里，死于此
种非正常的人数在两千万到三千万之间。一个相当于澳洲人口总和的人群消失了，但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说，
谁该负责?也没有说。只知道:我们遇到了自然灾害。还有，苏联人的背信弃义。自斯大林死后就开始了的中、苏意识形态之
战，恶化了国家关系。一九五九年，苏联开始撤退专家，停止了一切援建项目。中国则开始以农产品偿还朝鲜战争借款。据说
，这就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事实是，饥荒的部分根源是人为的结果。而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
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而且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根据。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
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初期大饥荒的起因。但是，人民却甚少怨言。原因中分量很小的是他们不了解内情，更多
的是他们对这个制度还有信心。因为饥荒是农业国家的常规事件，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灾变已经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不但如
此，他们还欣赏毛泽东同苏联人的斗争。维护西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重担，由数千年维护“华夏正统”的民族来担当，表面
上不通，实际上合乎逻辑，都基于同样的道德偏执。古远的帝国旧梦和尚未古远的百年外患所造成的悲哀和仇恨作用，一时间
确实产生了毛泽东所说的“精神变物质”的强大力量。他们相信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可以依靠精神的力量，“在一张白纸上
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卑感，以自尊的方式被激励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