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我十三岁了。我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
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原谅在过去，不是这个理由。因为你确实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时发生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
特别留下印象的事，有两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第一件:我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学。我跟
在邮递员的自行车后面飞跑，他手上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我穿过锯木厂的电锯声，一个公共厕所和一大丛美人蕉，在家门口
的石影壁前追上了他。我一直感激他，不仅我相信正是他把运气带给了我，而且为了他把快乐带给别人时的快乐。从走进教室
的第一天算起，我只在这座学校正式呆了十个月。这个，是他和我都没有想到的。第二件事，发生在小巷转弯处的破屋门前。
我走近的时候，一群孩子正挤在那儿，朝里望。里头很暗，要不就是外边太明亮，我好一阵没有看清那是个老人。虽然是夏天
，他身上的棉衣也不该破碎得像一只鹅绒枕头，当然没有那样的洁白。一只麻袋中露出一些肮脏的废纸，摊在地上；一只用铁
丝弯成的筢子，木柄雪亮，仰面躺着；一只同样雪亮的碗和一只生了锈的锅，郑重地放在木床板上，像是两件文物；“嗡嗡”
响着的，是一只苍蝇。在我受到的教育中，一些我并不真正知道的什么，仿佛近了一点；我仿佛知道的另外一些什么，却远了
一点。让人在饶舌和沉默之间左右不是。老人抬起头，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的一闪，孩子们就一哄而散。许多年以后，我才
从朋友的书中知道了，只有就要饿死的人，才有那样晶亮的眼睛。我又经过那里的时候，破屋已经拆掉了，我想，老人自然是
死了。其实，无论在哪儿，这样的景象都不足为怪，现在也是。我当时很吃惊。可我没有想到我应该而且可能为那老人做点什
么，是使我日后更吃惊的事。我只是一哄而散的孩子中间的一个。我只是一名看客。类似的事情我以后看过不少，许多淡忘了
。不忘的是那双眼睛，晶亮地长在我的背上，晶亮地看着世界。一九六五年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她刚刚迈出一道门坎
，同时准备迈进另一道门坎，抬着脚。这中间，一片阳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这一年
夏天，国营市场上蕃茄的市价是人民币一分钱一斤。若是暴雨过后，价格就会变成一毛钱一堆。运走这一堆，要使四五个孩子
很费些气力。花八元钱，就可以在机关或学校的食堂一个月里吃得很好；每人月平均消费三十元的是富裕的家庭；手表还不是
人人都有；时髦的标志是拥有一辆上海生产的“永久一13型”自行车；使我们这些醉心体育运动的男孩子更加醉心的是一双
同样由上海生产的“回力牌”白色球鞋，索价十元。我是在这一年夏天才头一次得到这样一双球鞋的，是母亲祝贺我考上四中
的礼物。等到它渐渐旧了，我就用白粉把它重新涂白，因为我知道，一斤面粉市价一角八分的当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
这样一双鞋的。中国的农民们从国家手中收到蕃茄的一分钱和面粉的一角八分钱时(当然不这么简单)，成熟一只蕃茄也意味
着至少四个月的劳作。因此大概可以算出农民们的收入情况。但是，这不是最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