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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2

2024-02-07 12:06  浏览数:441  来源:宁宁N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
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从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
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
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丢失的意味着身份的丢失,在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
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阵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再开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个四五
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李时,首先考虑的是什么样儿的衣服可以保证
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
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丢失自己身份的恐惧。 我从事的工作就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
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 三十多年以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
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
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
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
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是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经在心理上合法化
,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
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家属签字时,四个男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
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在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多位之间。
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
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的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一美
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在一亿以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再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
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
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两个同龄
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的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
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
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
有梦想,就能够卷土从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
,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
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
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要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
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要四十年就
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
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
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职业时,读到
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
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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