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他说，“是不受外部限制或阻碍的自由。此种意义下的自由指一个人的身体不受他人阻碍地行动。”
“积极自由，是摆脱内部约束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自制，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统治。他解释说，拥有积极自由就是
控制自己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恐惧和信仰中解放出来，从上瘾，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强迫中解脱出来。
未来我要当母亲；他要做父亲。两者听上去差不多，实则不然。成为其中的一个就是成为一个决策者，主持者，
家庭秩序的维护者；成为另一个则是成为被使唤的人之一。
许多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被哄骗，劝诱，推搡和挤压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于现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
的天赋和抱负。
就女性的本质而言，没有什么终极答案。
在虚空中，在未知的黑暗中，我从未感到如此安慰。它似乎在说：无论你是什么人，你都是女人。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是如何在本该保持沉默时开口，却在
本该说话时闭上了嘴巴。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自我们童年起就一直扮演的那种古老，脆弱的角色的颠覆。女性
需要——埃米莉需要——从托词中解放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人。表达意见，采取行动，蔑视顺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
那个学期，我把自己交给大学，就像把树脂交给雕塑家。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彻底改变。我强迫自己和其他
同学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绍自己，直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
当时我不明白这些文字的魔力，现在也不明白。我只知道一点：当母亲告诉我，说她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
好母亲时，她才第一次成为了我的母亲。
我为自己创造了一段新历史。我想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过去的生活了。那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
来讲，的确如此：未来真的会更好。现在一切都已变得更好。现在母亲也已找到了她的力量。
我们盯着彼此，我思索着我们之间已然出现的距离——这些话在他听来是如此自然，于我是何等刺耳。
我记得钢笔在纸上沙沙写字的声音，准确详细地记下了姐姐说过的话，有整整八页的篇幅。但我对她那番话的记忆
消失了，似乎我是为了忘却才写下来的。
我想，没有哪个亲妹妹爱陌生人会胜过爱自己的哥哥，又是什么样的女儿比起父亲会更喜爱自己的老师？
尽管这并非我所愿，我还是不想回家。我更喜欢自己选择的家庭，而不是被给予的家庭。
现在，每当我回想母亲说过的话，忆起那些文字神奇地逐个出现在屏幕上，有一个细节凸显出来：母亲将父亲描述成
躁郁症，那正是我所怀疑的症状。那是我的话，不是她的话。接着我怀疑，一向完美充当父亲喉舌的母亲，那天晚上
只不过是在附和我的意愿。
我着迷于他们对家庭的看法——个人应该如何权衡自己对亲人的特殊义务以及对整个社会的义务。
我不能指责她的选择，但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我所有的奋斗，我多年来的学习，一直是为了
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特权：见证和体验超越父亲所给予我的更多的真理，并用这些真理构建自己的思想。我开始相信，
评价多种思想，多种历史和多种观点的能力是自我创造力的核心。如果现在让步，我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次争论。我会
失去对自己思想的掌控权。
精神崩溃的问题在于，不管你崩溃的多明显，你都会不以为然。你会想，我很好，所以我昨天连续看了二十四个小时的
电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崩溃。我只是太懒。我不知道为什么认为自己懒惰比认为自己陷入困境要好。但那的确
更好。不只更好：那至关重要。
我又想起了家庭。这里面有个谜，一个未解之谜。我问自己：当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
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做？
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小时候，我等待思想成熟，等待经验积累，等待抉择坚定，等待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样子。那个人，或者那个化身，
曾经有所归属。我属于那座山，是那座山塑造了我。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思考，我的起点是否就是我的
终点——一个人初具的雏形是否就是他唯一真实的样貌。
我以为，一旦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就会从那压抑的负罪感中解脱，松一口气。但辩护并不能战胜负罪感。再多的
针对他人的怒火也无法减轻这种负罪感，因为负罪感从来都与他们无关。负罪感源于一个人对自身不幸的恐惧，与他人
无关。当我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决定，不再为旧怨耿耿于怀，不再将他的罪过与我的罪过权衡比较时，我终于摆脱了负罪感。
我完全不再为父亲考虑。我学会为了我自己而接受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因为我需要如此，而不是他
罪有应得。
但我和父亲之间的隔阂不仅来自时间和距离。它源于自我的改变。我已不是当初那个被父亲养大的孩子，但他依然是
那个养育了她的父亲。
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