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鲁迅的确是对传统文化批判最深刻、攻打最猛烈的人之一。他对传统的批判是采取
决绝的态度，很“偏激”。大家最熟悉的，是《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特别是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
概括和比喻为“吃人的筵席”。“狂人”晚上睡不着，翻开历史书，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到的只有两个字：
“吃人”。这当然是一种小说的形象表现，不是逻辑判断，但其中有鲁迅独特的体验与发现。在“五四”时期，鲁迅一谈到
旧礼教、旧制度，往往深恶痛绝，有时把话说得很“绝”。他甚至曾经用这样义无反顾的语气来表示：“我们目下的当务
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
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的“偏激”不只是情感的
表达，也是一种思想策略。
不能否认，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鲁迅的确常采取与惯常思维不同的逆反质询。这可能让人震撼、惊愕，却又顿觉清醒
思路洞开：“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狂人日记》中的话，其实也是鲁迅式的质疑。对普通人来说理所当然、
司空见惯的事情，或者场面上的官样文章，到鲁迅那里，就有疑问和反思，还可能有独特的发现。举个例子，清代乾隆
年间修《四库全书》，由纪昀等三百六十多位高官、学者编撰，三千八百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共收录三千多种
著作，书目提要一万余种。一般认为这是伟大的文化建设，所谓“盛世修史”，有大气魄。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种
结论是毫无疑义的。《四库全书》的确了不起，给后世保留了多少古代的典籍。但鲁迅对此不以为然，视为一种“文化统制”
是“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买<小学大全>
记》）鲁迅不是否定《四库全书》，而是要揭示其中有统治阶级把握着的“历史的阐释权”。事实上，很多被认为不适合所谓
正统文化，特别是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和文献，或认为内容“勃缪”和有“违碍字句”的书，都被分别“销毁”和
“撤毁”。当人们都在称赞这项文化工程时，鲁迅却来揭露真相，认为官修史书往往把历史上的真实抹去了，这就是所谓的
篡改历史，强迫遗忘。类似这样说出真话指明“皇帝的新衣”的例子，在鲁迅作品里比比皆是。因为鲁迅对传统首先采取的
是怀疑的态度，他常常另辟一种眼光，透入历史的本质去重新思考评判。鲁迅有意用这种逆反式的评判去警醒人们，挣脱
被传统习惯所捆绑的思维定式，揭示历史上被遮蔽的真实，正视传统文化中不适于时代发展的腐朽成分。
如果不领会鲁迅的这种批判的意图和姿态，就可能以为鲁迅太片面和绝对，鲁迅最为一些人所“诟病”的，是他甚至主张
不要读中国书。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鲁迅这样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得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
——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
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单就这言论来看，的确
又很绝对。问题是如何理解鲁迅说这些话时的语境。鲁迅是针对“五四”落潮后，那些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而提出“少看
中国书”的。其中也蕴涵有鲁迅对“中国书”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整体感受，特别是对那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的反感。
注意，鲁迅不是写学术论文，他是写杂文，一种批判式的文学的表达。传统文化当然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宜笼统褒贬，
但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严重牵绊着中国社会进步时，要冲破传统的“铁屋子”，觉醒奋起，就不能不采取断然的
态度。这大概就是“五四”启蒙主义往往表现得有些激进、有些矫枉过正的历史理由，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常见现象。
我们应当理解鲁迅的“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