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命不好，主要是官运差。他一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
却频频被贬，贬地十多处，从仕四十年，竟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是在贬地
度过。
他二十一岁便和十九岁的弟弟随父进京赶考，中同榜两进士。他最得主考
官欧阳修赏识，将他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献给宋仁宗。宋仁宗看
后不禁击节叫好，竟开金口预言，苏轼有堪当大任之相才。
自古“君无戏言”，皇帝的金口一开，苏轼已基本被定性为未来宰相的培养
对象，满朝文武自然对他刮目相看。不过命运好像总爱与他开玩笑，让他有
宰相之才，却无宰相之命。
当他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之时，突然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两兄弟随
父回乡奔丧；待守丧期满再回京，已是嘉佑四年。被凉了几年，想入仕只能
再考。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也是一考即中，且还得了个“百年第一”。
现任皇帝宋英宗对苏轼也是赞赏有加，也想委以重任。但当朝宰相韩琦不
知是何居心，却说苏轼太嫩，还需历练几年才堪大用。苏轼的运气也实在是
差，当他到地方任“判官”历练四年回朝后，父亲苏洵竟病逝，只好和弟扶柩
还乡，守孝三年。他又一次失去了从仕良机。当他三年之后还朝，曾给过他
许诺的韩琦已不是宰相；宰相变成了实施新法的王安石。
他对王安石实施的新法颇不以为然，曾两次给神宗上书，全面批评新法。
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
对他极度不满的变法派嫌他碍事，竟污蔑他扶父丧返蜀时贩运私盐。心若
明镜的苏轼，无一言自辩，自请离京外放。
不料这一放就是六年。他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官期间，革新
除弊，颇有政绩。比如开凿两条河，使西湖免于淤塞；修了一条三十里的大
堤（即现今的苏堤），扩大了湖面等。很难想象，若没有西湖，是否还有后
来闻名天下的富庶杭州？
由于他对新法采取不同态度，于民有利就推行，否则就公开拒绝执行，这
使他成了新党的“眼中钉”；不过给他带来灾祸的，是对那些靠投机新法起家
之人的嘲讽。如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知其愚不适时，谁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那些被刺痛的“投机家”，纷纷群起弹劾苏轼，结果苏轼被捕入狱103天，差
点被砍头。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最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可以说，“乌台诗案”后被贬，是苏轼的一次重大人生转折，因他从此开始了
他的贬官生涯。哪怕后来哲宗继位，启用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相，被召还朝的
苏轼，因既反对新法派，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主张参用所长，结果遭到新
旧两派攻击，照样难安于朝，难逃频频被贬的命运。他最远的贬地是儋州。
在贬地和朝廷之间往来奔波，就是苏轼仕途生活的写照。他在《定州谢到任
表》中无奈地说：“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
对于自己的“贬官人生”，苏轼在晚年自提画像时自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
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一个腐朽的王朝，哪怕是旷世奇才，也注定将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苏
轼官运不亨通，命运多舛，只因生不逢时，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然而，尽管仕途
坎坷，人生多艰，苏轼却从不失“奋厉之志”；哪怕频频被贬，流落海隅，他也始
终遵循“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的仁政思想，坚守本心，保持豁达的人生态度，
令人敬仰。
来源：悠悠千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