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2年总统选举日的临近，《纽约时报》网站流量达到了高峰。出现流量高峰在全美国关注的重要时刻
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一次情况有些不同。这些流量中有极大部分流向诸多板块中的一个点。不是头版突发新闻故事，
也不是报社普利策奖获得者的评论专栏，而是一个从棒球数据极客转行的竞选预测员的博客，
这个人名叫Nate Silver。
不到一年之后，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将西尔弗从《纽约时报》挖走（《纽约时报》也尝试挽留他，
承诺为他安排12名作家当助理），从而完成了一项重大交易。他们许可西尔弗做任何报道，从体育、天气预报到
网络新闻领域，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地，还有奥斯卡颁奖典礼电视直播。尽管舆论对于西尔弗一手打造的模型方法论之严谨性
仍有争议，但是极少有人否认，2012年这位35岁的数据奇才是我们经济中的赢家。
另外一位赢家是David Heinemeier Hansson，他是一名电脑程序明星，创造了
ruby on rails'网络开发框架，为当前网络上最流行的网站提供了基础，其中包括推特和Hulu等。汉森是
颇有影响力的开发公司Basecamp的合伙人。汉森没有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在Basecamp的利润分成等级，
也未曾提及自己的其他收入来源，但是我们可以认定其收入很丰厚，足够他在芝加哥、马里布和西班牙马贝拉之间穿梭，同时
在赛车比赛中有不俗表现。
我们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经济生活赢家是John Doerr，他是闻名于世的硅谷风投公司凯鹏华盈的普通
合伙人。杜尔协助融资了多家引领科技变革的核心企业，包括推特、谷歌、亚马逊、网景公司和太阳微系统公司等。这些
投资的回报都是天文数字，在我写作本书时，杜尔的个人净资产超过30亿美元。
为什么西尔弗、汉森和杜尔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微观层面，关注个人性格和策略对此
三人成功的帮助。第二种答案是宏观的，关注点较少落在个人身上，而更多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工作类型。尽管对这个
核心问题的两种阐释都很重要，但是宏观的回答与本书探讨的内容关系更密切，因为它们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当前的经济
回报最高的是哪些领域。
要从宏观角度探究个中原因，我们首先要谈及两个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Erik Brynjolfsson
和Andrew McAfee。二者在2011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与机器赛跑》
（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叹服的案例：在当今时代涌现出的各种力量中，
恰是数字科技的崛起使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以一种未曾预想的方式发生改变。“我们正处于大重组最初的阵痛期。”布林约尔松
和麦卡菲在他们的著作开端如此解释，“我们的科技日新月异，但是我们的很多技能和组织却严重落后。”对于很多工人
而言，这种落后是坏消息。随着智能机器的不断改进，机器与人之间能力的差异逐渐缩小，雇主越来越多地选择聘用
“新机器”而不是“新人类”。而只有人类可以做的工作也遭遇了问题，通讯和写作工具的发展使远程工作史无前例地方便，
促使公司将关键岗位外包给行业中的翘楚，本地人才的失业率便会极高。
然而，这个冷酷的现实并没有渗透所有角落。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强调，这次重组并没有碾压所有工作，
而是将其分化。尽管在新经济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技能可通过机械自动化实现或易于外包而遭遇挫败，但是还有一些人
不仅能够存活，还变得比以往更有价值（也因此得到更多的回报）。提出这种经济双峰轨迹理念的并非只有布林约尔松
和麦卡菲。比如，2013年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Tyler Cowen出版了《平均时代的终结》
（Average Is Over）一书，反映了数字分化这一主题。但是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的分析之所以特别有用，
是因为他们更进一步，识别出了拥有三种特点的人群，这三类人在智能机器时代处于获利的一方，收获极大的利益。毫无疑问
，西尔弗、汉森和杜尔恰恰属于这三类人。我们来逐一分析每一类型的人，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