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的最后一个章节，写到徐霞客的一生，作者当年明月写道：
“我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
与一件事情相比，其实都算不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用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可望而不可及，它需要努力，更需要天赋。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是这样的少数人之一。
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对研究自然定律最感兴趣，而他的一生，也就是追随这份兴趣。
小到玩具车的惯性、收音机里线路的秘密，大到原子弹的研究、量子电动力学，无一不是“兴之所至，兴尽而归”。
费曼评价自己：“事实上，这可以作为我一生中的写照：我永远会一脚踏进某件事情中，看看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在他的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里，他就像个老顽童，钻研着世人眼中万分枯燥的物理学，却活出了自己的自由和快乐。
费曼十一二岁的时候，在家里搞了个实验室。
他利用旧木头的包装箱、隔板、加热器、灯泡，做出了漂亮的灯光带，有串联、有并联、有保险丝、有配电盘。
他喜欢玩儿收音机，这让他成了同伴里最耀眼的一个。
当时弟弟妹妹们都在收音机里听一个叫“伊诺犯罪俱乐部”的节目，
在费曼的实验室里，他能比别人提前一个小时听到这个节目。
所以每当弟弟妹妹们听收音机的时候，费曼总能猜中剧情。
过了很久，大家才发现他神预言的秘密。
费曼对收音机的钻研越来越深，还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修理工。
那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他们拿不出钱修理坏掉的收音机，听说有个小孩儿钱少也愿意干，就陆陆续续有人找到他修东西。
一次，一个住在穷人区的男人找上门，他明显对这个孩子的能力心存狐疑，但又没钱找真正的修理工。
他轻描淡写地说：
“我开了它，它就出噪声，过了一阵子，那噪声就停了，一切正常了，但是我不喜欢开始时的那个动静。”
听起来是小毛病，但是费曼打开收音机的时候，那噪音大得不得了。
他开始来回踱步、想主意。
一旁的男人看得着急，问他：“你磨蹭什么啊，你是来修收音机的，可你光在这里走来走去的！”
“我在想辙啊！”费曼答道。
之后，他把电子管拿出来，颠倒了电子管的次序，再打开收音机，它安静极了，噪声完全消失。
这让男人对费曼刮目相看，不但给他找了更多修理的活儿，还逢人就说费曼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
费曼有一种特质，无论是什么事，都要挖掘出当中的价值，享受其中的乐趣。
高中的时候，费曼到姨妈经营的旅馆打工，每天的工作不是在柜台值班，就是端茶送水，十分琐碎。
可是每一项人们习以为常的工作，费曼都在思考有没有更方便的做法。
旅馆里有个规定，离开房间时要顺手关灯，费曼总是忘记。
他从达芬奇的书里得到灵感，设计了一套由绳子和重物组成的小机关，重物是装满了水的可口可乐罐。
一推开房门，拉绳触动开关，灯就会点亮；一关门，灯也就熄掉。
在厨房切菜，他觉得普通的切菜方式太慢，还容易切到手，
就把一只大碗放在膝盖上，将一把锋利的菜刀插在桌面上，刀刃朝下，与桌面成45度角。
一手拿一根豆荚，左右开弓，快速挥向刀锋，一段段的四季豆就滑到大碗里。
不过实验也有失败的时候，清理餐盘的时候需要先把旧托盘拿走，再换上新的托盘，能不能一步到位呢？
费曼实验失败，托盘一滑，所有东西都掉到地上。
1942年，正在写博士论文的费曼被征召加入著名的“曼哈顿计划”，也就是美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
这里集聚了全美科学界的顶尖人才，而当时的费曼只有24岁，连博士学位都还没拿到。
住在荒无人烟的军事基地，费曼只能写信和妻子联系。
基地有一个不明文规定，守卫会拆开所有进出的信件，确保军事机密没有外泄。
而费曼和妻子讨厌被偷看信件的内容，他们自己研究了一套只有自己明白的密码，
密码信常常过不了安全审核，他们只是喜欢以这种方式向守卫发起挑战。
后来守卫破译了密码，发现内容也不过是日常购物的清单。
发现了核磁共振的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曾说，“物理学家是人类中的小飞侠，他们从不长大，永保赤子之心”。
费曼就是这样一位小飞侠，虽然是诺贝尔奖得主，却并不看重荣誉，
他像个孩子一样，享受钻研的乐趣，认为能够发现自然定律，才是最大的荣誉。
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一个学生写信祝贺他，并说自己的研究是“卑微”的，费曼立即纠正说：
“那些你能解决、能帮助解决、能够出力的问题，就是值得花时间研究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做些东西，这问题就不小、不琐碎。
你说你名不见经传？对你的妻儿来说，没有这回事。”
这份通透，和他美满的家庭关系不无关系。
费曼被好奇心、被兴趣所推动的生活方式，就来源于父亲的教育。
小时候，他玩玩具车，他在玩具货车上放了一个球，然后他发现当他把玩具车向前拉时，球会向后滚。
他跑去问父亲，父亲对他说：
“其实球并没有向后滚，你试试水平看着玩具货车，就会发现这只是错觉。”
费曼照做，果真发现球其实是向前滚的。
他再问父亲“为什么”，父亲的答案影响他一生的态度：
“普遍的原理是，运动中的东西会继续运动，静止的东西会继续静止。
科学家们叫这做惯性，但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惯性，这只是一个称呼。”
“知道东西的名字”和“知道东西”是两回事，费曼的父亲虽然不是科学家，却给了他对待科学的态度：
“知其然”并不是真的知道，“知其所以然”，才是学习的意义。
费曼曾说：“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要有“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的态度”，
我们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加以考虑，但如果我们觉得他们的看法是错的，那就没什么好顾前怕后的。”
生命注定要走向终结，我们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就是找到自己的人生定律，活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