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
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
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汗从
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汗，还有我过去
那些未曾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金门公园北边的斯普瑞柯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中漂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
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飘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
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为你，千千万万遍。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坐下，
想着拉辛汗在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忆起哈桑。
我缅怀爸爸。我想到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照进邻居家里，惹得他们
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桠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桑椹干和胡桃。我们换着玩那破镜子，
边吃桑椹干，边用它们扔对方，忽而吃吃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
照着他那浑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在不同光线下会显现出金色、
绿色，甚至是宝石蓝。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来像是一团后来才加上去的附属
物。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
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
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弹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谐的
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将镜子拿走，并告诉我们，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
用它们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射狗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
那条通向两扇锻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白杨。车道延伸进敞开的双扉，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砖路的左边是房子，
尽头则是后院。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
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新兴城区，入口通道甚为宽广，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
爸爸亲手在伊斯法罕伊朗中部城市。选购了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铺满四个浴室的地面，还从加尔各答印度城市。买来金丝织成
的挂毯，用于装饰墙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楼上是我的卧房，还有爸爸的书房，它也被称为“吸烟室”，总是
弥漫着烟草和肉桂的气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书房的黑色皮椅上。他们填满烟管——爸爸
总说是“喂饱烟管”，高谈阔论，总不离三个话题：政治，生意，足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但爸爸会堵在
门口。“走开，现在就走开，”他会说，“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他会关上门，留下我独自
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我坐在门口，膝盖抵着胸膛。我坐上一个钟头，有时两个钟头，听着他们的笑声，
他们的谈话声。楼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摆着专门订做的橱柜。里面陈列着镶框的家庭照片：有张模糊的老照片，
是我祖父和纳迪尔国王，阿富汗国王，，1929年登基，1933年11月8日被刺杀。在1931年的合影，两年后
国王遇刺，他们穿着及膝的长靴，肩膀上扛着来复枪，站在一头死鹿前。有张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着黑色
的套装，朝气蓬勃，脸带微笑的妈妈穿着白色衣服，宛如公主。还有一张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伙伴拉辛汗
站在我们的房子外面，两人都没笑，我在照片中还是婴孩，爸爸抱着我，看上去疲倦而严厉。我在爸爸怀里，手里却
抓着拉辛汗的小指头。凹壁可通往餐厅，餐厅正中摆着红木餐桌，坐下三十人绰绰有余。由于爸爸热情好客，确实几乎每隔
一周就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用膳。餐厅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炉，每到冬天总有橙色的火焰在里面跳动。拉开那扇玻璃
大滑门，便可走上半圆形的露台；下面是占地两英亩的后院和成排的樱桃树。爸爸和阿里在东边的围墙下辟了个小菜园，种着
西红柿、薄荷和胡椒，还有一排从未结实的玉米。哈桑和我总是叫它“病玉米之墙”。花园的南边种着枇杷树，树阴之下便是
仆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简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父亲住在里面。
在我母亲因为生我死于难产之后一年，也即1964年冬天，哈桑诞生在那个小小的窝棚里面。我在家里住了十八年
但进入阿里和哈桑房间的次数寥寥无几，每当日落西山玩了一天的哈桑和我就分开了，我穿过那片蔷薇回到爸爸
的广厦去，哈桑则回到他的寒庐，他在那儿出世在那儿度过一生，我记得它狭小而干净点着两盏煤油灯光线昏暗。屋里
两端各摆着一床褥子，一张破旧的赫拉特阿富汗西部城市出产的地毯四边磨损，摆在中间。屋角还有一把三脚凳，一张木头
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画画。此外四壁萧然，仅有一幅挂毯，用珠子缀着真主伟大的字样。那是爸爸某次去麦什德
伊朗城市旅行时给阿里买的。1964年某个寒冷的冬日，正是在这间小屋，哈桑的母亲莎娜芭生下了哈桑。我的妈妈
因为生产时失血过多而谢世，哈桑则在降临人世尚未满七日就失去了母亲。而这种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数阿富汗人看来
简直比死了老娘还要糟糕，她跟着一群江湖艺人跑了。哈桑从未提及他的母亲，仿佛她从未存在过。我总是寻思他会不会
在梦里见到她，会不会梦见她长什么样子，去了哪里。我还寻思他会不会渴望见到她。他会为她心痛吗，好比我为自己素昧
平生的妈妈难过一样，有一天，为了看一部新的伊朗电影，我们从爸爸家里朝扎拉博电影院走去。我们抄了近路，穿过独立
中学旁边的军营区——爸爸向来不许我们走那条捷径，但当时他跟拉辛汗在巴基斯坦。我们跨过围绕着军营的藩篱，跳过一条
小溪，闯进那片开阔的泥地，那儿停放着积满尘灰的废旧坦克。数个士兵聚集在一辆坦克的影子下抽烟玩牌。有个士兵发现了
我们，用手肘碰碰身边的家伙，冲哈桑嚷嚷。喂，你，他说，我认识你。我们跟他素不相识。他又矮又胖，头发剃得
很短，脸上还有黑乎乎的胡茬。他脸带淫亵，朝我们咧嘴而笑，我心下慌乱。继续走，我低声对哈桑说。你，那个哈扎
拉小子，看着我，我跟你说话呐，那士兵咆哮着。他把香烟递给身边那个家伙，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围成圆圈，另外一只
手的中指戳进那个圈圈，不断戳进戳出，我认识你妈妈，你知道吗？我和她交情不浅呢。我在那边的小溪从后面干过她。
众士兵轰然大笑，有个还发出一声尖叫。我告诉哈桑继续走，继续走。她的蜜穴又小又紧！那士兵边说边跟其他人握手，
哈哈大笑。稍后，电影开始了，我在黑暗中听到坐在身边的哈桑低声啜泣，看到眼泪从他脸颊掉下来。我从座位上探过身去，
用手臂环住他，把他拉近。他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他认错人了，我低语，他认错人了。据说莎娜芭抛家弃子的
时候，没有人感到奇怪。熟背（可兰经）的阿里娶了比他年轻19岁的莎娜芭，这个女人美貌动人，可是不洁身自爱，向来
声名狼藉。人们对这桩婚事大皱眉头。跟阿里一样，她也是什叶派穆斯林伊斯兰教分为逊尼和什叶两大派系。
两派的分别主要在于对于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合法性的承认上。按什叶派的观点，只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而
逊尼派承认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四大哈里发的合法性。也是哈扎拉，阿富汗
民族，主要分布在该国中部省份。族人。她还是他的第一个堂妹，因而他们天生就应该是一对。但除了这些，至少
在他们的外表上，阿里和莎娜芭毫无共同之处。风传莎娜芭那善睐的绿眼珠和俏皮的脸蛋曾诱得无数男人自甘堕落，阿里的
半边脸罹患先天麻痹，因此他无法微笑，总是一副阴骘的脸色。要判断石头脸的阿里究竟高兴还是难过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为只有从他眯斜的棕色眼睛，才能判断其中是欢乐的闪烁，还是哀伤的涌动。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用在阿里身上
再贴切不过，他只能在眼神中透露自己。我听说莎娜芭步履款款，双臀摇摆，那诱人的身姿令众多男人跟他们的爱人
同床异梦。但阿里得过小儿麻痹症，右腿萎缩，菜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夹着一层薄如纸的肌肉。我记得八岁那年，有一天阿里
带我到市场去买馕饼，阿富汗日常主食，将面团抹在烤炉上烘焙而成。我走在他后面，嘴里念念有词，学着他走路的样子。
我看见他提起那条嶙峋的右腿，摇晃着划出一道弧形；看见他那条腿每次踏下，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右边倾低。他这样蹒跚前进
而又能不摔倒，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奇迹。我学着他走路，差点摔进水沟，忍不住咯咯笑起来。阿里转过身，看到我正学着他
他什么也没说。当时没说，以后也一直没说，他只是继续走。　阿里的脸庞和步伐吓坏了某些邻居的小孩。但真正麻烦的是
那些较大的少年。每逢他走过，他们总在街道上追逐他，作弄他。有些管他叫巴巴鲁，也就是专吃小孩的恶魔。喂，
巴巴鲁，今天你吃了谁啊？他们一起欢乐地叫喊，你吃了谁啊，塌鼻子巴巴鲁？他们管他叫塌鼻子，因为阿里和
哈桑是哈扎拉人，有典型的蒙古人种外貌。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哈扎拉人的了解就这么多：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跟中国人
稍微有些相似。学校的教材对他们语焉不详，仅仅提到过他们的祖先。有一天，我在爸爸的书房翻阅他的东西，发现有本妈妈
留下的旧历史书，作者是伊朗人，叫寇拉米。我吹去蒙在书上的尘灰，那天晚上偷偷将它带上床，吃惊地发现里面关于哈扎拉
人的故事竟然写了满满一章。整整一章都是关于哈扎拉人的!我从中读到自己的族人——普什图人，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
其语言普什图语为阿富汗国语。曾经迫害和剥削哈扎拉人。它提到19世纪时，哈扎拉人曾试图反抗普什图人，但普什图人
以罄竹难书的暴行镇压了他们。书中说我的族人对哈扎拉人妄加杀戮，迫使他们离乡背井，烧焚他们的家园，贩售他们的
女人。书中认为，普什图人压迫哈扎拉人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前者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后者是什叶派。那本书记载着很多我
不知道的事情，那些事情我的老师从未提及，爸爸也缄口不谈。它还诉说着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比如人们管哈扎拉人叫
吃老鼠的人、塌鼻子、载货蠢驴等。我曾听到有些邻居的小孩这么辱骂哈桑。随后那个星期，有天下课，我把那
本书给老师看，指着关于哈扎拉人那一章。他翻了几页，嗤之以鼻地把书还给我。这件事什叶派最拿手了，他边收拾自己
的教案边说，把他们自己送上西天，还当是殉道呢。提到什叶派这个词的时候，他皱了皱鼻子，仿佛那是某种疾病。
　虽说同属一族，甚至同根所生，但莎娜芭也加入到邻居小孩取笑阿里的行列里去了。据说她憎恶他的相貌，已经到了尽人
皆知的地步。这是个丈夫吗？她会冷笑着说，我看嫁头老驴子都比嫁给他好。最终，人们都猜测这桩婚事是阿里和他
叔叔——也就是莎娜芭的父亲之间的某种协定。他们说阿里娶他的堂妹，是为了给声名受辱的叔叔恢复一点荣誉，尽管阿里
五岁痛失牯持，也并无值得一提的财物或遗产。阿里对这些侮辱总是默默以待，我认为这跟他畸形的腿有关：他不可能逮到
他们。但更主要的是，这些欺辱对他来说毫不见效，在莎娜芭生下哈桑那一刻，他已经找到他的快乐、他的灵丹妙药。
那真是足够简单的事情，没有产科医生，也没有麻醉师，更没有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器设备。只有莎娜芭躺在一张脏兮兮的
褥子上，身下什么也没垫着，阿里和接生婆在旁边帮手。她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帮助，因为，即使在降临人世的时候，哈桑
也是不改本色——他无法伤害任何人。几声呻吟，数下推动，哈桑就出来了。脸带微笑地出来了。先是爱搬弄是非的接生婆
告诉邻居的仆人，那人又到处宣扬，说莎娜芭看了一眼阿里怀中的婴儿，瞥见那兔唇，发出一阵凄厉的笑声。看吧，
她说，现在你有了这个白痴儿子，他可以替你笑了，她不愿抱着哈桑，仅仅五天之后，她离开了。爸爸雇佣了那个喂过我
的奶妈给哈桑哺乳。阿里跟我们说她是个蓝眼睛的哈扎拉女人，来自巴米扬，阿富汗城市，在喀布尔西北150公里处。
那座城市有巨大的佛陀塑像。她唱歌的嗓子可甜了，他常常这么说。她唱什么歌呢？哈桑跟我总是问，虽然我们已经知道
阿里已经告诉过我们无数次了，我们只是想听阿里唱。他清了清喉咙，放声唱起来：我站在高高的山上，呼唤阿里的名字，
神灵的狮子啊，阿里，神灵的狮子，凡人的国王给我悲伤的心灵带来喜悦，然后他会提醒我们，喝过同样的乳汁长大的人就是
兄弟，这种亲情连时间也无法拆散。哈桑跟我喝过同样的乳汁。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同一片草坪上迈出第一步。还有，在同
一个屋顶下，我们说出第一个字。我说的是“爸爸”。　他说的是“阿米尔”。我的名字。如今回头看来，我认为1975年
冬天发生的事情——以及随后所有的事情——早已在这两个字里埋下根源。传说我父亲曾经在俾路支巴基斯坦城市。赤手空拳
和一只黑熊搏斗。如果这是个关于别人的故事，肯定有人会斥之为笑话奇谈。阿富汗人总喜欢将事物夸大，很不幸，这几乎
成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如果有人吹嘘说他儿子是医生，很可能是那孩子曾经在高中的生物学测验中考了个及格的分数。但凡
涉及爸爸的故事，从来没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倘使有人质疑，那么，爸爸背上那三道弯弯曲曲的伤痕就是证据。记不清有
多少次，我想像着爸爸那次搏击的场面，甚至有时连做梦也梦到了。而在梦中，我分不清哪个是爸爸，哪个是熊。　有一次
拉辛汗管爸爸叫“飓风先生”，这随后变成远近闻名的绰号。这个绰号可是名副其实。爸爸是典型的普什图人，身材高大，
孔武有力，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卷曲的棕色头发甚是好看，跟他本人一样不羁；他双手强壮，似乎能将柳树连根拔起；并且，
就像拉辛汗经常说的那样，黑色的眼珠一瞪，会让魔鬼跪地求饶。爸爸身高近2米，每当他出席宴会，总是像太阳吸引
向日葵那样，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爸爸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引人注目。我常在耳朵里面塞上棉花球，用毯子盖住头，但爸爸的鼾声宛如轰轰作响的汽车引擎
依然穿墙越壁而来，而我们的房间中间还隔着客厅呢。妈妈如何能跟他睡在同一个房间?我不得而知。要是能见到我的妈妈，
我还有一长串问在1960年代晚期，我五六岁的样子，爸爸决定建造一座恤孤院。故事是拉辛汗告诉我的。他说爸爸亲自设
计施工图，尽管他根本没有半点建筑经验。人们对此表示怀疑，劝他别犯傻，雇个建筑师得了。当然，爸爸拒绝了，人们大
摇其头，对爸爸的顽固表示不解。然而爸爸成功了，人们又开始摇头了，不过这次是带着敬畏，对他成功的法门称赞不已。恤
孤院楼高两层，位于喀布尔河南岸，在雅德梅湾大道旁边，所耗资费均由父亲自己支付。拉辛汗说爸爸独力承担了整个工程，
工程师、电工、管道工、建筑工，这些人的工钱都是爸爸支付的。城里的官员也抽了油水，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恤孤院
工程耗时三年，盖好的那年我八岁。我记得恤孤院落成前一天，爸爸带我去喀布尔以北几英里远的喀尔卡湖。他让我叫上哈桑
但我撒谎，说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属我一人。再说，有一次哈桑和我在喀尔卡湖畔打水漂，他的石头跳了八下，我用
尽力气，也只能跳五下。爸爸在旁边看着我们，他伸手拍拍哈桑的后背，甚至还用手臂搂住他的肩膀。
我们在湖边的野餐桌旁边坐下来，只有爸爸跟我，吃着水煮蛋和肉丸夹饼——就是馕饼夹着肉丸和腌黄瓜。湖水澄蓝，波平如
镜，阳光照在湖上熠熠生辉。每逢周五，总有很多家庭到湖边，在阳光下度过假期。但那天不是周末，那儿只有我们——爸爸
和我，还有几个留着胡子和长发的游客，我听说他们叫“嬉皮士”。他们坐在码头上，手里拿着钓鱼竿，脚板在水里晃荡。我
问爸爸，为什么那些人留着长头发，但爸爸没有回答，只哼了一声。他正准备翌日的演讲，翻阅着一叠手稿，不时用铅笔
做些记号。我吃一口鸡蛋，告诉爸爸，学校里面有个男孩说，要是吃下鸡蛋壳，就得将它尿出来。我问爸爸这是不是真的，
爸爸又哼了一声。我咬一口夹饼。有个黄头发的游客放声大笑，用手拍拍另外一人的后背。远处，在湖那边，一辆卡车蹒跚
着转过山路的拐角处，它的观后镜反射出闪闪的阳光。“我想我得了癌症。”我说。和风吹拂着那些手稿，爸爸抬头，告诉我
可以自行去拿些苏打水，我所能做的，便只有去搜寻那轿车的行李箱。翌日，在恤孤院外面，椅子没有来客多。很多人只好站
着观看落成庆典。那天刮风，新建筑的大门外面搭了个礼台，爸爸坐在上面，我坐在他后面。爸爸身穿绿色套装，头戴羔羊皮
帽。演讲当中，风把他的帽子吹落，人们开怀大笑。他示意我替他把帽子捡回来，我很高兴，因为当时人人可以看到他是我的
父亲，我的爸爸。他转过身，对着麦克风说，他希望这座房子比他的皮帽来得牢靠，人们又大笑起来。爸爸演讲结束的时候
大家站起来，欢呼致意，掌声经久不息。接着，来宾与他握手。有些人摸摸我的头发，也跟我握手。我为爸爸自豪，为我们
骄傲。虽说爸爸事业兴旺，人们总是说三道四。他们说爸爸没有经商的天分，应该像爷爷那样专研法律。所以爸爸证明他们统
统错了：他不仅经营着自己的生意，还成了喀布尔屈指可数的巨贾。爸爸和拉辛汗创办了一家日进斗金的地毯出口公司，两家
药房，还有一家餐厅。当时人们嘲弄爸爸，说他不可能有桩好婚事——毕竟他没有皇族血统，他娶了我妈妈，索菲亚·阿卡
拉米。妈妈受过良好教育，无论人品还是外貌，都被公认是喀布尔数得上的淑女。她在大学教授古典法尔西语现代波斯语。
文学，祖上是皇亲贵胄。这让爸爸十分高兴，总在那些对他有所怀疑的人面前称呼她“我的公主”。
父亲随心所欲地打造他身边的世界，除了我这个明显的例外。当然，问题在于，爸爸眼里的世界只有黑和白。至于什么是黑，
什么是白，全然由他说了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若爱他，也必定会怕他，甚或对他有些恨意。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上伊斯
兰课的毛拉，伊斯兰教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叫法修拉，个子矮小粗壮，脸上满是青春痘的疤痕，声音嘶哑。他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施天课的伊斯兰教有五大天命：念、礼、斋、课、朝。天课，即伊斯兰教法定的施舍，或称“奉主命而定”的宗教
赋税，又称“济贫税”。益处，还有朝觐的责任。他还教给我们每天五次礼拜伊斯兰教每天要进行五次礼拜，在黎明、中午、
下午、日落和晚上各进行一次。的复杂仪式，要我们背诵《可兰经》。他从不替我们翻译经文，总是强调有时还会用上一根
柳树条我们必须准确地念出那些阿拉伯字眼，以便真主能听得更清楚。一天，他说在伊斯兰教义里面，喝酒是极大的罪过，
那些嗜酒的家伙将会在接受超度那一天（审判日）得到惩罚。当年喀布尔饮酒的人比比皆是，没有人会公然加以谴责。
不过那些爱小酌几杯的阿富汗人也只敢阳奉阴违，从不在公开场合喝酒。人们把烈酒称为“药”，到特定的“药店”购买，用
棕色纸袋包着。他们将袋子扎好，以免被看到；然而有时在路上仍不免被人偷眼斜睨，因为知道这些商店在兜售什么玩意的人
可不少。　我们在楼上，爸爸的书房那个吸烟室——里面，我告诉他法修拉毛拉在课堂上讲的话。爸爸走到那个他造在屋角的
吧台，自斟了一杯威士忌。他边听边点头，不时从他的酒杯小啜一口。接着他坐在皮沙发上，把酒杯放下，把我抱在他的膝盖
上。我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一对树干上。他用鼻子深深吸一口气，又呼出来，气息嘶嘶作响，穿过他的胡子，似乎永无止境。
我不知道自己是该拥抱他呢，还是该害怕得从他膝盖上跳下来。
“我知道，你被学校教的功课和在生活中学到的东西搞糊涂了。”他那浑厚的声音说。
　“可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你岂不是罪人了吗，爸爸?”
“嗯。”爸爸咬碎嘴里的冰块，“你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怎么看待罪行吗?”
“想。”
“那我会告诉你，”爸爸说，“不过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情，阿米尔，那些白痴大胡子不会教给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你是说法修拉毛拉吗?”
　爸爸拿起酒杯，冰块叮咚作响。“我是说他们全部，那些自以为是的猴子，应该在他们的胡子上撒尿。”
我咯咯笑起来。想到爸爸在猴子的胡子上撒尿，不管那猴子是否自以为是，那场面太搞笑了。
“除了用拇指数念珠，背诵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经书，他们什么也不会。”他喝了一口，“要是阿富汗落在他们手里，所有
人都得求真主保佑了。”“可是法修拉毛拉人很好。”我忍住发笑。“成吉思汗也很好。”爸爸说，“够了，不说这个了。
你问我对罪行的看法，我会告诉你。你在听吗?”　　“是的。”我说，试着抿紧嘴唇，但笑声从鼻孔冒出来，发出一阵鼻息
的声响，惹得我又咯咯笑起来。　爸爸双眼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仅仅这样，我就止住了笑声。“我的意思是，像男人跟男人
说话那样跟你谈谈。你觉得你做得到吗?”“是的，亲爱的爸爸。”我低声说，不止一次，爸爸只用几个字就能刺痛我，这真
是叫人惊奇。我们有过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爸爸平时很少跟我说话，更别提把我抱在膝盖上而我这个笨蛋，竟然白白将其浪费
了。“很好，”爸爸说，但眼睛仍透露出怀疑的神色，“现在，不管那个毛拉怎么说，罪行只有一种，只有一种。那就是盗窃
其他罪行都是盗窃的变种。你明白吗?”　“不，亲爱的爸爸。”我说，我多希望自己能懂，我不想再让他失望。
爸爸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那又刺痛我了，因为他不是没耐心的人。他总是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留我独自吃饭，每一次我都
记得清清楚楚。我问阿里“爸爸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虽然我知道他在建筑工地，看看这儿，检查那儿。难道那不需要
耐心吗?我一度恨上他建造的那所恤孤院里面的孩子，有时甚至希望他们统统随着父母一起死掉。　“当你杀害一个人，
你偷走一条性命，”爸爸说，“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
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你懂吗?”　我懂。爸爸六岁那年，有个窃贼在深夜溜进爷爷的房子。我的爷爷，一个万众景
仰的法官，发现了他，但那个贼割开他的喉咙，立刻要了他的命夺走了爸爸的父亲。翌日午前，当地居民抓住了那个凶手，
人们发现他是来自昆都士，阿富汗北部省份。地区的流浪汉。在午后祈祷仪式开始之前两个小时，凶手被吊死在橡树上。告诉
我这件往事的，不是爸爸，而是拉辛汗。我总是从他人口里得知爸爸的事情。“没有比盗窃更十恶不赦的事情了，阿米尔。
”爸爸说，“要是有人拿走不属于他的东西，一条性命也好，一块馕饼也好，我都会唾弃他。要是我在街上碰到他，真主也救
不了。你明白吗?”　我发现爸爸痛击窃贼这个主意让我既兴奋又害怕。“我明白，爸爸。”“如果说有什么真主的话，我希
望他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做，而不是来关注我喝烈酒。好了，下去吧。说了这么多关于罪行的看法，我又渴了。”
我看着他在吧台斟满酒杯，心里想着，要再过多久我们才能再次这样交谈呢?因为真相摆在那儿，我总觉得爸爸多少有点
恨我。为什么不呢?毕竟，是我杀了他深爱着的妻子，他美丽的公主，不是吗?我所能做的，至少应该是试图变得更像他一点
但我没有变得像他，一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