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言，控制贫富差距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贫富差距过大，
不但增加了社会生活的不稳定性，而且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有重大影响。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
控制贫富差距是比消除绝对贫困（即脱贫），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从实践看，脱贫重在“帮扶”，
是一种基于社会公平的要素再配置行为，政治性倾向更浓；而社会贫富差距控制，是要实现经济“效率”，
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再上台阶！在收入和财富的边际递减效应下，贫富差距过大必然带来总需求增长的不足，
当贫富差距和财富阶层固化后，一国经济就会陷入持续的低迷境地。贫富差距被认为是很多国家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日本失去三十年的重要社会基础。
由于经济结构、历史文化、思想传统等的不同，贫富差距在哪个区间才是合适的、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
各经济社会间并无一致标准。但无论是市场，还是经济学家等研究者，对此都能“意会”！“二战”之后，
全球经济都经历了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城市经济成为主要经济空间布局形态，
贫富差距也由收入差距转向了财富差距。因此，贫富差距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具有了二个方面的含义：
收入差距而成的财富差距；收入和财富不一致而带来的财富差距。后一种情况意味着分配不公，收入、
创造财富的阶层，并没有获得应得的财富，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对经济创造力损害加大的重要原因。
因收入带来的财富增长（市场经济中收入高意味着能力强，以及社会的认可），会因财富显而易见的
创造性（即使是你上代人创造而遗传给你的），对社会其它团体也有较强的激励作用，
即社会对这种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容忍性，比如中国人过去常言“勤劳致富”，这种富较少受到敌视，
富可敌国比尔盖茨相信西人也会认为其财富是应该的。但是，一个社会创造的财富，
如果普遍地不按创造贡献进行分配，并成为社会财富分配主流，甚至引起社会贫富差距过大，
那么该经济体后续增长动力必定渐失。比如，对于日本经济“失去”的原因，
日本自己的研究（如池田信夫，2009）就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财富由制造业创造，
分配却由“政治分配”，拥有年功序列身份的一代人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实际上，比起日本“政治分配”的财富分配模式，通过资产市场上的身份商品（positional goods）
更能掏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从中国情况看，就和真实投资间的紧密程度而言，
房地产泡沫和真实投资之间的关系，已由2003年初起的第一个
7年（通常认为房地产的投资周期平均是7年）期间的推动作用，
逐渐转为之后的抑制作用——地产从实体经济领域吸纳各种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
损害了全社会的实业经营氛围和创新精神，激发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投机意识，
增加了实体部门的商务成本，以致产业转型中商业倾向滑向“租金经济”！更为重要的是，
房地产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伤害，是对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破坏，是从根子上的破坏，
表面上还起着维护经济平稳发展、防止宏观风险暴露的作用。房地产在宏观经济中的这种作用转变，
根源就在于房地产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逐渐增大，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已成为中国社会事实上的最主要财富分配场所。财富创造仍然是制造业等实体经营领域，
但财富分配已转向房地产，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房地产成为居民最重要投资场所，房地产投资行为决定了个人财富差异。
房地产成为财富分配最主要渠道的一个必然后果是社会阶层固化，这种财富分配特征是存量分配，
且更缺少经济激励效应。如果说资本市场中股市对财富的分配作用，还对创新和经济增长动力激发、风险管理等
有持续存在的正面作用，那么房地产对经济拉动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已完全为其负面作用所超越。
在房地产成为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决定性渠道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改善，
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是顺利推进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
从经济适配的角度，转型需要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相对应，因为转型过程实质上就是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
资源重新整合配置的过程。房地产成为财富主分配渠道，不仅不和财富创造渠道匹配，更为重要的是，
它的阶层固化结果还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这方面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
高房价和高房租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减少了大学生在城市落户的吸引力（人口积聚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
拆迁暴富户和先期房产投资者将棋牌室作为上班场所打发时间。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土地价值提升带来了房地产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
相关资产价值提升也有利于提高空间资源的集约利用。放任房地产成为财富分配的决定性渠道，
却因其损害经济内生动力和对劳动力市场效率，需要加以限制。从现有成功的海外经济体经验看，
有两种限制房地产财富分配作用的有效模式可供参考。
其一，德国、新加坡等国的房地产低商业化模式，这类国家的具体做法虽不尽相同，
但相通点都是房地产的非投资化，强调房地产的本源功能（即居住）。其二是针对房地产财产征收物业税的国家，
大多数西方发达经济体均如是。征收物业税，不仅能减少房地产的闲置，
而且可以让住房的居住功能和当期最有支付能力的人匹配；
最有支付能力意味着这部分群体是当期的财富创造者，如高收入人群，而房产投机者的当期支付能力却有限。
总之，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在于收入差距的扩大，
而是财富分配主渠道转向房地产的结果。房地产泡沫阻碍了人口流动，
不利于劳动力市场效率改进。房地产财富分配财富主渠道不仅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且也因对
劳动力市场效率的伤害，而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推进。社会收入结构的合理化，需要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提高；
而要改进劳动力市场，首先需要限制房地产的财富分配作用。